第三十五讲纪志宏与观众互动

    1.中国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经济风险增加，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观众A】：刚才提到M2比GDP高，透露出中国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也有很多财经媒体认为这也反映了经济杠杆风险加大，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应对思路是什么？

    【纪志宏】：关于M2比GDP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一些角度，当然也有人强调，这可能隐含了较大风险。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改善的问题，中国长期以来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大量的融资主要依靠银行部门，所以风险也基本集中于银行部门。当然，这几年金融资产也在多元化，公众的选择也在多元化，但这个变化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资产结构的改善、直接融资的发展来更好地改善金融风险集中度，以此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对这个比例我觉得更多需要从宏观角度去理解，从动态角度去看待。这个比例究竟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能不能培育起来，能不能有创造产出的能力来消化可能集聚的风险。我刚才也讲了，我们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包括通过供给面的改革，通过放开垄断领域，通过整个能源价格、资金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很重要的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激励，来提升整体经济的活力，在动态中化解风险，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单从这个数字本身来讲，并不能得出任何必然的结论。

    2.中国本地信用下调为A+，金融面临潜在风险，政府应如何管控和解决?

    【观众B】：我想问一下上一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本地信用下调为A+，他们的原因是中国金融面临两个潜在的风险，一是影子银行脱离信用监管的信贷扩张，另外就是地方财政欠了大量的债务，您能不能从政府的角度来解释下欠了这么多债，地方政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纪志宏】：评级机构最近对中国主权债务评级有所降低，这显示了对中国长期债务风险的一种担心。对此，我们要从负债和资产两方面看，既要看到债务水平，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资产怎么样。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必然面临融资要求，有没有一个比较规范、科学的融资机制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西方国家，在长达200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它们发明了许多融资工具来解决融资需求，比如，市场债等工具。

    我们国家过去主要靠银行贷款，这是我们金融体制所决定。同时法律又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它们确实又面临融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采取了很多变相办法，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借助这些工具来进行融资，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些办法解决了融资需求。但另一方面，这种间接融资的很大特点是不透明，在此情况下，你说不清楚，你也没法给别人解释清楚你的债务，这也是我们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这是从融资工具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直接融资方法（直接融资要求透明），市场会有定价，会形成一种市场约束机制。另一方面，从财税体制来讲，最近中国改革的力度非常大，我们把“营改增”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全国，而“营改增”不只是简单的改增值税，它涉及到中央财政和地区财政收入划分的问题，实际上最终涉及到中国分税制体制改革怎么完善的问题。我们的分税制或者说财政体制，有一个分收入的办法，但对事权的划分并不清晰。很多事权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方面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任务很重，所以需要融资。地方政府融资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领域，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涉及到地方财政自我约束的问题，包括预算体制，但我们过去的预算是只管当年，不管中期。所以，如果从预算角度来讲，我们可能需要建立更长周期的预算安排，如此，地方财政的债务问题就会清晰显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是不是已经到了不堪承受的程度？中国的融资体制使它不是很透明。我们还要考虑地方债务的支出很多都不同于西方，都是当期支出了很多，政府债务的性质有所不同。当然我们下一步很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改革，包括发展更多的资产证券化等一些工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研究探索这个问题，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通过城镇化融资机制更加科学和市场化的安排，来解决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3.对泉州金融改革，服务产业集群发展有何建议？

    【观众C】：我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泉州现在有20多个产业集群，泉州在金融改革的过程，金融如何更好的服务产业集群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纪志宏】：泉州的产业集群我研究的不多，但我觉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需要创新的地方可能非常多，要改进金融供给的方面也非常多，对于改进中小企业服务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特别是通过资本市场来支持产业集群的发展。具体我可能需要再研究一下。

    4.民间资本参股村镇银行，泉州金融发展可否突破现状？

    【观众D】：首先感谢局长这次来泉州为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报告，因为我是泉州人，我比较关心现在国家会给泉州多大空间进行金融方面的改变，现在全国有20几个金融改革的示范区，比如说根据有关规定，民间资本是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参股村镇银行，这个似乎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较大的突破，泉州在这方面会不会有所突破？

    【纪志宏】：这可能需要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而言，我刚才讲的也涉及到，就是怎么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过去依靠大银行的机制够不够用？是不是我们需要不同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经营机制的金融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都需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地方都说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发展比较快，我们需要考虑为什么会出现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很重视风险防范，也经历了几轮金融危机，在这些应对危急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要把风险控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对准入管制比较严，当然，这是由银行业、金融业自身外部性比较强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它的管制门槛要高一点，要难一些，这有它的逻辑。但是，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在经济转型压力这么迫切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推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过去这方面出了一些问题，但我们也相信现在的金融环境已有明显改善，特别是金融监管能力在不断提升，有条件扩大金融供给。只有在有效竞争机制下，才能真正把服务不同群体的金融需求任务完成好。从我个人来讲，这些领域改革的空间仍然很大。谢谢！

5.如何面对美、日量化宽松，地方政府债务和国家金融改革    

【观众E】：请问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英国有些地方政府也有很多债务，但他们出售了政府资产，您对这有什么看法？二是我国的外汇储备比较多，在美、日量化宽松政策下，我国有什么政策来稳定以及防范外汇风险？

    【纪志宏】：我觉得债务证券化在某种程度上和你讲的有相似的特点。其实，中国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当进入哪些领域，不应当进入哪些领域。在这些方面，如果有更好、更科学、更市场化、更符合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改革，都也应当给予肯定。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量化宽松政策，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但我想应对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必须加快。如果我们仍然高度依赖外需、出口、投资，很显然应对过程将非常困难。我们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制度安排，包括汇率改革增强弹性等，都是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应对。

    6.民间资本数量大，中央权力可否降低门槛促发展？

    【观众F】：我们泉州的民间资本数量非常大，现在怎样引导这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面临的问题是门槛非常高，地方的监管不是太到位，我想问一下，今后我们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方面，门槛能不能放低？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基本上还是在中央，中央的权力没有很大程度的下放，今后有没有这样一个趋势，逐步的把中央的金融监管权力下放到地方，只要我们地方监管到位，我们民间资本应能够更好的进入金融领域。

    【纪志宏】：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渠道现在已经较多，比如，你可以买股票等等。参与的方式也非常多，当然参与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我刚才说，中国需要发展的领域包括服务业，需要开放的领域主要是服务业，因为中国开放比较弱的主要是服务业。这次国务院公布的新闻通稿上，也特别强调通过服务业的开放促进消费。服务业也包括金融业，开放包括对内资、外资的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也是改革的一种路径，而且改革和开放也相互促进。

在放开各种管制比较严的领域方面，包括金融业、邮电、通信、医疗、教育等等，都可能给泉州的民间资本提供更好的投资空间。等会郑市长能告诉你，怎样能把泉州的民间资本引入到更多、更有发展前景、更符合未来人们需要、当前发展比较薄弱滞后的领域。这些领域非常多，不仅仅是金融业，也不仅仅是金融业有巨大的盈利空间。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金融改革在深化，金融业的盈利模式实际上也在发生转型，利率市场化步伐也在推进，金融业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在竞争激烈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通过竞争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金融业的竞争需要人才，不仅仅是资金，民间办金融机构也需要相当高的水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监管问题，监管很重要，要建立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使竞争更充分。这还涉及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等等，这些酝酿中的改革，也跟这些变化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监管能力，相应的监管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你要有监管的权利，那你就得有规避风险的能力，最终实际上很可能跟财税等还是有一点关系，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或者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责任和权利要对等，要和能力相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