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讲堂”第43讲：黄群慧谈新工业革命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华大讲堂” 第43讲    

时间：2014年5月14日下午15:00  

地点：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科学厅  

新工业革命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尊敬的泉州市各位领导，尊敬的贾校长，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华大讲堂”，刚才已经接受了聘书，我也就成了贾校长的部下，就是自己人了。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介绍我们最近的研究成果，有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新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之所以给大家汇报这个题目，是因为自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一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背后有一个大的技术背景，就是新工业革命。我们一般谈经济的发展，除了有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因素就是技术因素。我们研究经济学经常有两派，一个是制度经济学派，经常研究制度的变革，另外一派是关于技术方面，有时候研究经济学的人往往忽视技术变化给整个经济活动带来大背景的变化。当然技术的变革本身并不是突然一夜之间的，但新工业革命的提法是最近几年才盛行，它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比较漫长演进历程。  

因为时间问题，我主要汇报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新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新趋势及其影响，新工业革命要放到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进行探讨。第二，新工业革命下的工业大国国情。新工业革命在世界背景下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怎么判断中国的经济国情，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谈经济国情，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其他各个方面都可以说，包括地大物博等等，但是这里是从产业角度来谈，所以谈一个新工业革命下的工业大国的国情。其实我来之前看到了泉州市的一些资料，因为第一次来泉州，并不是很了解泉州，但是从资料上看到泉州是一个工业大市，因为第二产业占的比例非常高，其实从某个角度看，泉州从产业角度来看恰恰是中国的缩影，但中国本身产业结构的演变从高级化程度来看，可能进程更快一点，而泉州现在仍然是一个工业的大市，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市情。在这种基本的国情下，又面临新工业革命的挑战，那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有什么样的调整。这就是要谈第三个方面，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一、 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新趋势  

    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的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个大的地区，想走现代化，必须走工业化。如果是一个小的地区，不走工业化道路倒也没有关系，因为可以通过其他服务业或旅游业，或单纯通过能源、资源（卖石油），人均GDP会很高，但是对一个大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所谓的工业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社会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一过程已经进行了近300年，但是，完全进入工业社会国家只有33个 国家，人口大约也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0%多。 这里有一个表（表1），基本上罗列了1970年以前，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2000-2010年代步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的国家。其标准基本上按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而这还是1995年的美元。国际比较非常麻烦，需要明确两点，一是折算成美元比较时，美元币值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二是存在不同折算方法，是按照汇率直接折算，还是用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一般而言，按PPP折算会高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如果按汇率直接折算会低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这里的问题就比较多，就没时间展开说了。  

（表1：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或地区）      

　　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新的趋势，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像英美老牌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实施所谓的“再工业化”战略。我们一般理解是实现工业化国家是服务业主导的，不再过于依靠制造业，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主要的变化来自于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能源领域，第二个领域就是信息化领域。能源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包括能源互联网、页岩气开发等，而现在大家公认的，真正的工业革命不是在能源领域，而是在信息化领域——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突破，这对世界未来的竞争格局影响非常的深刻和广泛。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慢慢认识到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不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因为现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比例达到70-80%，但是第二产业往往就是20-30%左右，像韩国会高一点，德国会高一点，但是美国、英国会低一点，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比例的重要性，制造业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地不是体现为制造业直接创造的价值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体现为制造业所蕴含的生产性知识的复杂性。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与MIT合作有一个研究的结论，这个结论很好地支持了刚才提到的观点。什么是能够解释一个国家长期的收入差异最好的经济指标？研究表明，不是GDP，也不是劳动生产率，而是由生产性部门所生产产品复杂性的能力，在过去60多年间，由生产性部门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生产性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国家间的生产性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化学工业和数控机床等制造业是生产性部门中产品复杂度最高的行业。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所以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纷纷回过头来开始重新制定所谓的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规划。这里有一个表（表2），描述了美国、德国、日本政府推动发展的主要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美国制造业的行动计划，包括先进制造伙伴关系计划、材料基金组计划等等，其战略目标、思路、具体措施都非常详细，而且现在正在积极的推进。      

（表2：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      

　　面对着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我国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我们的评价是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自己的工业化战略是否和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一样呢？或者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发展制造业呢？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这种制造业信息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使得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金融危机后，随着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两个重要趋势。在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的服务化的大趋势下，如果我们国家来停留在以前的制造业发展思路上，那么我国和发达国家的竞争是不在一个档次的。我们必须把握工业化的这两大趋势，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业化战略。因为后面要详细展开谈制造业信息化（新工业革命），这里先简单介绍制造业的服务化。  

    1、制造业服务化及其影响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谈到经济效率提高的基础是分工，分工是效率的基础，从最经典的《国富论》就已经提到。一直以来，经济发展是产业分工愈来愈细，大产业分工到小产业，小产业分工到具体环节，企业又具体到某一个环节，所以制造业专门做制造业，服务业专门做服务业，但是到现在情况慢慢已经改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步融合到一起。制造业服务化是指企业以顾客为中心，提供更加完整的“包（bundles）”，包括物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等，即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企业的角色由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产出服务化的演进包括四个阶段，即物品→物品和附加服务→物品服务包→基于物品的服务或功能 。也就是说，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企业的角色由物品提供商向服务提供商一个大的转变，就是说服务业和制造业从开始是分离的，但是发展到现在又开始整合。在最初阶段制造商制造出来的东西卖给批发商或者分销商、零售商，最后卖到顾客手里，这是以前的产业链分工，然后是逐渐融合，制造商通过一个服务的中介，比如汽车租赁中介、汽车销售中介直接对顾客，接下来是服务部门和制造部门又进一步地融合，一起直接一体化给顾客服务。未来的趋势是，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成为一个联合实体，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给顾客提供的是整体服务契约，这时已经很难区分一家企业是制造商还是服务商。比如在手机行业，像IPHONE、三星很难说是制造业企业，因为它们的核心是提供手机内容的服务，尤其是智能手机，本身手机制造业成本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是一个整体的联合实体给你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契约。这种融合趋势也越来越多，下面有一个资料  

（表3：全球上市公司制造企业提供服务类型）  

    如表3，全球上市制造业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务类型及其从2007年到2009年的变化，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些制造业上市公司提供服务内容日益增多，包括设计、研发、系统解决方案、零售、金融服务、财产、房地产、外包、采购、租赁等等，而且占它的业务比例越来越多，这里有各种服务的种类所占的比例，这些数据都是从上市公司年报里挖掘的。像美国、芬兰这些国家，它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服务业占比非常大，占了50%、60%，虽然是叫制造业，但其实提供的服务是50%、60%，不再是单纯的卖产品，相比来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服务业产出比重要低得多。  

 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在未来我国产业政策方向选择上，有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从单纯提升服务业比例向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转变，这一点对于工业大市泉州也是适用的。过去有关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政策辩论，常常围绕“工业比重是否太高、服务业比重是否太低”展开。由工业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业能力是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不能一味地强调提升服务业所占比例，单纯从统计意义上的产业比重的角度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是不合适的。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不仅指出了这种非此即彼式思路的狭隘性，而且现实地指示出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换的核心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促进发展。我国未来的工业化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这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   

   2、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制造业信息化，也就是上述制造业第二大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法在2011年后逐步引入我国，在社会上有三篇文献在我国影响很大。第一篇文献是2012年1月11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什么中国开始担心自己的制造业”，文章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这些年长期以来发展很快，是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竞争战略发展的，但是这篇文章说，现在中国开始担心自己的制造业，因为三项新技术的突破和广泛采用，这个新技术主要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这些新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既然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是竞争优势，但是由于新技术的普及，发达国家制造业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直接用机器替代劳动力，这种情况下，其竞争优势就培养出来了；第二篇文献是英国《经济学人》专门有一期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主题的文章探讨制造业信息化；第三篇是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国中译本销量很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里夫金在该书中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上面两篇文献所提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一样的，里夫金强调的是能源互联网，而这里强调制造业信息化。  

怎么划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表（如表4所示）。  

（表4：三次工业革命的划分）      

从表4中看出，如果仅按通用技术划分的话，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经常提到的蒸汽机时代的蒸汽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电汽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信息化的信息时代。这需要说明一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一本书《第三次浪潮》，影响很大，提到“第三次科技革命”，但“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一个概念，科技革命只是科学和技术的革命，而工业革命是把科学和技术已经普遍应用到制造业，应用到工业以后的变化，所以情况不太一样。科技革命有不同的划分，甚至有人划分现在已经是第六次科技革命，但是工业革命一般认为就是这样三次。现在在德国有一个新提法叫工业革命4.0版，以前经历过工业革命1.0到2.0到3.0到4.0，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为工业1.0，20世纪初的电气化为工业2.0，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大批量的简单化生产模式为工业3.0。但随着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资源、信息、物品和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德国人称其为“工业4.0”，这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是一样的。做工业研究的，一般关注的是制造范式的变化。作为制造范式，三次革命有哪些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单件小批的机械制造，“第二次革命”是大批量的流水线制造，到现在绝大部分工业制造范式还是流水线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个性化的数字制造，主要是数字机床、智能制造、机器人等等形成的革命，这种革命满足的是个性化需求。大批量流水制造是低成本、高质量，但每一个人消费的东西是一样的，品种缺少变化，而个性化制造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品种，主要是基于数字制造，只有柔性生产流水线才可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为什么叫“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不仅仅说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因为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革命，而是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工业制造领域中。2013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曾经给出了12种改变未来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先进机器人、自动或半自动交通工具、基因组计划、能量储存、3D打印、先进材料、先进油田勘探开采技术、可再生能源等，估算2025年这些颠覆性技术潜在的影响大概有17万亿到4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100到200多万亿人民币。其中移动互联网、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自动或半自动交通工具、3D打印等，这些都和制造业信息化紧密的结合。《华尔街日报》2012年也曾提出三大技术变革，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生产和无线网络革命，这三个恰恰是信息化发展的结果。  

    “第三次工业革命”怎么界定？我们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由3D打印、计算机模拟等个别新的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出现和应用引起的突变，其实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已经发生突破但仍处于演进中的工业系统变革。 什么是整个工业系统的变革？至少是三个层次的技术突破，基层是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激光粘合、新材料，这是基础技术，第二个层次是有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3D打印，这些是核心的制造技术的层次，最高层次叫做柔性制造系统或者可重构生产系统，整个生产体系都可以生产出来，甚至你可以给我设计，设计完给你生产。信息化时代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只有到现在，2010年前后，提“第三次工业革命”才是合适的，关键还是因为成本问题，信息成本不断降低，可以在制造领域里进行大规模的应用和推广。具体举一个例子，大家也亲身体验到了，1992年我们用数据储存的时候，1M数据存储和传输成本分别是569美元和222美元，但是到2010年以后，1M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成本分别为0.06美元和0.13美元。现在一个小小的U盘都是10个G，以前一个G就需要一个特别大的硬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在信息技术日益成熟。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有四项。第一是数字制造。数字制造技术是指对制造过程进行数字化描述来完成产品设计和制造的过程，该技术以制造过程的知识融合为基础、以数字化建模仿真与优化为特征，在虚拟现实、计算机网络、快速原型、数据库和多媒体等技术的支持下，根据用户的需求，迅速收集资源信息，然后分析、规划和重组，实现对产品设计和功能的仿真以及原型制造，进而快速生产出达到用户要求性能的产品。 数字制造的特点是设计可视化、制造清晰化、营销精准化，也就是说产品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通过计算机设计，制造过程也很清晰，而精准化营销是针对顾客的需要去生产。  

第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也称机器智能，最初在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会上提出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一个包括分布式人工智能与多智能主体系统、人工思维模型、知识系统、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遗传与演化计算、人工智能应用等在内的庞杂知识和技术体系。如今，该技术正被不断应用于生产制造行业，成为实现生产制造知识化、自动化、柔性化和对市场快速反应的关键技术，使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其优势是能够实现制造过程的自行决策、自行维护、自行学习、自行组织。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2012年11月1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2012超级计算大会上，IBM的计算机专家提交了一份标题是“1014”的报告。报告所描述的研究被媒体称为“认知计算的里程碑”。使用了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96台计算机，研究人员制造出了包含5300亿个神经元（接受信号并处理信息）和100万亿个突触（学习和记忆）的人造“大脑”。这是迄今为止对大脑的最大规模的模拟。甚至有人预测2029年计算机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图灵是计算机专家，图灵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假如一个人考察另外一个机器人对话，通过对话来判断跟你谈话的是人还是机器人，但人们无法区分与你谈话的是人还是机器人的时候，机器人就达到了人的智能。为什么人们会对人工智能有信心？还是我们说的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在发展，像1997年击败世界象棋冠军的深蓝，这在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有人基于这一点，曾经预测说真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现应该是2030年前后，而不是现在。包括中国工程院也这样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信息化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制造业数字化一代，到2030年会实现制造业智能化一代。  

第三是工业机器人。所谓智能化最核心就是体现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是集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先进技术于一体的现代制造业重要的自动化装备。自从1962年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以来，机器人技术及其产品发展很快，已成为柔性制造系统(FMS)、自动化工厂(FA)、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自动化工具。现在，在工业发达国家中，工业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机械加工行业、电子电气行业、橡胶及塑料工业、食品工业、物流等诸多领域中。 其优势主要表现为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劳动条件，具有自适应和感知能力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开始迅速增长，2000 至2012 年每年新增安装量复合增速为42.6%，截止2012 年底，共累计安装工业机器人超过10 万台。  

第四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有标志性的，提得最多的，新闻上总在报道的3D打印技术。严格来说3D打印技术是叫添加制造技术或者增量制造技术。因为以前我们的制造业的技术，首先要铸造出铸件，然后切削组装成配件和机器，属于减量制造。但是3D打印则改变了整个制造过程，这项技术是通过利用RAPID PROTOTYPING（简称RP技术,是在现代CAD/CAM技术、激光技术、计算机数控技术、精密伺服驱动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的集成, 基本原理是分层制造，逐层叠加)工艺“打印”实物产品，一次成型而不再需要像传统制造工艺那样先制造零部件再拼接组装。3D打印机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是利用光固化、熔融沉积成型等技术的快速成型装置，与普通打印机工作原理基本相同，打印机内装有液体或粉末(非金属、金属）等“打印材料”,通过电脑控制将材料层层叠加制造产品。 这种制造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简化制造工艺，提高设计效率；无需模具，增量生产，降低制造成本；及时反馈，快速成型，加快市场响应。现在3D打印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应用领域最多是在生物领域、航空领域等。近两年新闻不断报道3D打印能够打印出来的新产品，包括枪支、肉、假肢、汽车、建筑等等，并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方面的讨论。  

    3、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挑战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制造业服务化和信息化趋势及其相关技术，接下来我们要思考这将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第一，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的将减少，少量 “现代机械和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机械和简单劳动力”逐步进行替代，劳动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也将随之下降。对于我国的竞争而言，可能会进一步弱化我国的要素成本优势。《纽约时报》报告飞利浦电子公司设在荷兰的一个工厂里有128部具有高超柔韧新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永不停息的工作，来完成工人无法完成的精细工作。在这个情况下就没办法来比较劳动力成本了。富士康公司计划在美国新建采用机器人上岗的生产线，使用工人的人数由30人减至5人，富士康认为，必须开始在这个生产流程中增加更多的价值，否则，就很难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工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弱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的上升。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产业结构在升级，这是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现象。一份研究表明，2005年是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是美国劳动力成本的22%，2010年是它的31%，到2015年是达到60%左右；另一方面，国外制造业劳动人数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相对不断降低。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另一方面国外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那么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自然会不断弱化。  

    第二，未来竞争的关键是企业具有快速响应市场个性化需求的品种适应能力，“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制造业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也就是说，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在于我能不能生产出来，也不在于成本低不低，而关键在于消费者需要你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个性化的东西。因此，企业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对我国而言，许多产业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例如，我国习惯的“三来一补”加工模式，离消费市场是比较远的，竞争就处于弱势。  

    第三，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趋势加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不仅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上更为集中，而且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 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和网络开放社区的发展将大大促进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和“个人创业”等极端分散组织方式的发展，研发、设计的社会化参与，“创客” (hacker)时代到来了。由于现代制造系统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形成的领先优势也可能被进一步强化。   

第四，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制造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甚至超越其他的价值创造环节，“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近些年，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微笑曲线”，这在我国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所谓“微笑曲线”描述的是一个产业价值链，研发、制造、营销环节的附加值不同，研发和营销两头附加值最高，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从而呈现一个“微笑”曲线状。我国因为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附加值最低端的制造环节，而跨国公司也占据研发和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我们产业赶超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处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我们希望通过创新而向研发、品牌向两端进展，提高附加值，这是产业赶超的目标。直到现在这个理论没有错误，但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需要高度重视，就是制造环节还是否是附加值最低的环节？由于制造的个性化和快速响应的能力本身附加值也很高，也可能与研发与营销环节的附加值一样高，那么“微笑曲线”会变成一个“沉默曲线”。更进一步，快速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制造能力是竞争的关键，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更高，甚至高于研发和品牌价值，那么“微笑曲线”变成一个“悲伤曲线”。如果这个趋势成立，产业赶超“雁阵理论”可能被修改。“雁阵理论”是经济学上经常提到的，描述一般产业转移规律，像美国这种发达国家最早研发出来新产品，等生产成本很高了，再把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一个“雁头”，发展中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通过制造环节学习技术，并进一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这叫雁阵理论。由于“微笑曲线”可能会变为“沉默曲线”、“悲伤曲线”，发达国家的制造环节就可能不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雁阵理论”所说明后发产业赶超的路径有可能被封堵。2010年以来，像美国的制造企业开始加大对本土的投资，以福特、GE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企业明显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资规模（技术密集型、劳动集约型）；2012年底，库克就宣布将在2013年投资1亿美元，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转移回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曾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

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工业大国国情  

在这种工业化的趋势和影响下，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国情？因为谈国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谈，我这里谈一个我们自己提出的一个理论叫“工业大国的国情”。我们工业大国的国情并不是凭空提出来，而是基于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曾经提出来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但到现在为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但没有人说我们现在是否还是农业大国。我们从2000年就开始研究，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提法“基本经济国情已经在2000年以后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的农业大国的国情，而是一个工业大国国情。  

在经济领域，存在两个层次的大国概念。一是整体层次的大国概念，指在人口、土地、资源、国民收入等方面的数量或规模很大的国家。另一层次的大国概念是局部性的，是指在某方面经济领域规模很大、或者某些产业或产品数量很多的国家 ，比如瑞士的钟表业大国是可以的。工业大国是什么呢？工业大国是指工业经济主导、工业规模庞大、工业产品数量位于世界前列,在人口、土地、经济总量方面符合大国标准，具有大国经济的特征的国家。工业大国可以等同为工业经济大国，是相对农业经济大国和服务业经济大国而提的。注意的是，不要把工业大国等同于工业国，工业国是往往是指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另外工业大国也不等同于工业强国，“大”和“强”是两个概念，工业大主要是指规模，像我们泉州是工业大市，往往也是说工业规模比较大，尤其在三次产业比例上工业比例最大。所谓“强”的概念是什么呢？“工业强国”是指在整个世界工业或者某些工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具有引领作用和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具有技术先进性、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可持续、劳动生产效率高、国际竞争力强的五方面特征。当今世界上，整体强势的工业强国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局部强势型包括英国、法国、瑞士。  

刚才提大国和强国和国情有什么关系？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产业演进的国情分类框架进行描述，如图1所示，横轴反映的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化，纵轴描述的是一个产业内产业本身由大到强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与产业内结构变动规律相对应的经济国情变化，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们认为，一个大国的经济国情应该经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从工业强国到服务业大国进而到服务业强国的国情变化阶段，大致应该对应工业化初中期、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时期。  

图1  关于大国基本经济国情的分类框架      

 基于上述分类框架，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国家的位置不能说是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工业大国，我们现在农业也非常大，但相比工业来说不能这样认为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之所以这样，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总量大国和经济增量超级大国的地位 。即使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7.4%，虽然有些人自己认为这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形势不是特别乐观，数据上不太好看，但相比发达国家来说，也是很高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肯定是一个大国，但主要依靠不再是农业，而是工业的发展。   

第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进入“十二五”，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到工业化后期。经典的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标准主要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工业化主要表现为（1）一般来说，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直至占主导地位；（2）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3）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4）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不断提高；（5）在上述指标增长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基于这些特征，我们构造了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具体对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我们评价结果表明，从全国看，进入“十一五”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从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板块区域看，东部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东北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和西部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从七大区域中，长三角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大西北的工业化水平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总体来说，我们已经到工业化后期，你还说自己是一个农业大国，这已经很不合适了，其实是一个工业大国了。  

第三，工业占主体地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工业生产与出口大国。在500多种工业制成品中，我国产量处于世界第一的工业制成品200多种，钢、煤炭、原油、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具体到泉州市，泉州三次产业中工业所占也比例很大，2013年占到61.8%，也是一个工业大市。如图2所示，从2003年到2013年十年间工业经济发展很快， 2003年337亿工业值，到2013年是2488亿工业增加值。  

（图2：泉州工业经济发展状况）  

工业生产大国是一个好事情，解决了以前的短缺经济，但随之也产生了新问题。现在面临工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2012年年底，粗钢产能约为9.7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2%；水泥产能达30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2.7%；电解铝产能为2765万吨，产能利用率为72%；平板玻璃产能为10.4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为68.3%。；造船产能利用率仅为70%左右。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现在产业结构调整最主要的问题。就我初步了解，泉州也在大力化解产能过剩，实施“去库存”专项行动，举办泉州商品博览会、“品牌泉州境外行”等活动，出台通关便利化一揽子措施，全市外贸出口164.9亿美元、增长33.3%。启动“万家企业手拉手”专项行动，1268家中小企业与180家龙头企业形成配套，对接产能450多亿元。  

我们已经是一个出口大国，出口总量世界第一，出口的基本上都是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是农业的出口，所以说是工业出口大国。成为工业出口大国，问题也是有的，但是出口大国的问题也是严重的，一是对国内资源破坏严重。二是压制了劳动者福利水平的提高。三是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四是以国外消费代替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但加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削弱了国内消费的扩张。不仅如此，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还导致了中国补贴发达国家的怪现象。   

第四，工业大国国情还体现在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业和为工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剪刀差”等措施实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据测算，1952年到1990年间，农业部门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净资金贡献达到9530亿元。 2002到2010年，农民直接补贴额从1亿元，增加到1344.9亿元；由于农业税的取消，与1999年相比，农民减轻负担125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减负140元。这意味着，经过快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能够采用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通过工业积累来支持农业的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积累的支持和现代工业技术的推动。 正是由于工业快速发展，支持了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财政收入从66亿涨到1万亿用了50年，从1万亿涨到2万亿用了4年，从2万亿涨到3万亿用了3年，从3万亿涨到5万亿用了2年，从5万亿涨到6万亿花了1年，到现在是10多万亿。具体从泉州的财政收支情况来看，2003-2013年税收增长比较快，这和泉州这些工业快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图3：泉州财政收支状况）      

    第五，与工业大国经济地位相称，一批世界级大企业成长起来。中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世界五百强的份额不断增加，2003年美国有192家，日本88家，当时中国只有11家，而到2013年，中国已经排第二位了，美国132家，我们有86家，变化是非常大的。不仅如此，而且我们的大企业和世界上的大企业规模差距也在不断地缩小，中国的第一名企业规模与世界500强的第一名企业规模的差距也在缩小，1999年中石化销售收入是73亿美元，通用汽车销售收入是1613亿美元，中石化占通用汽车 21.1%。到2013年，中石化销售收入规模达到4282亿，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销售收入4817亿美元，中石化占壳牌石油的88.89%，差距已经很小了。而且五百强的前十名和世界五百强的前十名收入也在缩小，2002年中国500强前10名企业营业收入与世界500强前10名企业营业收入比为15.3%，而到2013年该比例达到40.23%。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中国只是一个工业大国，而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工业正在由大向强转变。从产业内结构看，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工业结构亟待升级，加工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低；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技术储备，关键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进步投入少，技术进步体制存在问题；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工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等等。我们曾经选过15个行业进行比较，结果是船舶工业在2004年，当时可以达到世界先进船舶工业60%的水平，煤炭可以达到世界先进煤炭工业的23%的水平，整体比人家差，最好的船舶工业也只相当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60%，所以工业只大但不强。  

中国作为工业大国，有许多好的机遇，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大国，国内需求潜力巨大，提供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机遇；中国工业大国地位，为我国带来了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及利用境外资源和市场的新机遇；作为工业大国，中国有能力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这回到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当然，我们大国也有问题，问题是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生产要素成本越来越高。现在社会上的收入差距、体制性的矛盾，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减弱，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升级，难度也在增大，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面对工业大国基本国情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怎么从一个大国到一个强国进行战略的转变。2012年5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和走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工业发展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存在着发展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我国工业健康发展，而且会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在我们积极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的时期，我国正好赶上了新工业革命。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种问题叠加到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叠加论”，认为我国现在处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经济政策的消化期的叠加阶段。如果再考虑到国际上的技术变化，那应该还可以再增加上一个，国外新技术革命的趋势。现在还有很多人说现在还看不准新技术革命，但我们认为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但只是进展的时间问题，到底在什么时间会有一个真正意义的“革命”。我们认为，必须把新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一点，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像以前被动地接受国际产业分工，而是面临一个倒逼机制，倒逼我们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倒逼机制如何形成呢？其中包括新工业革命的趋势，反过来促进你必须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在搞制造业，发达国家也在发展制造业，我国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国际上竞争，就要倒逼我国必须加快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

三、 新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信心。这种紧迫感并不是类似于2007年应对金融危机那样的“应激反应”，而是长期发展战略应对的紧迫感。当然我们也有信心，我们是一个工业大国，不像以前，我们迎接这种挑战，我们已经有基础了，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战略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国也是一种机遇，这种机遇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第一，迫使我国制造业总体发展战略必须从基于要素的低成本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差异化战略。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劳动力、资金和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但这种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导致了我国产能过剩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低成本的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迫使我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必须转向基于创新的差异化战略，努力通过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从而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很好的机会。我国具备完全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产业基础，尤其是这些年来在新型工业化战略指导下，我国一直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在制造业信息化方面掌握了一定的核心关键技术，中国制造业已经具备了抓住机会的良好条件。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及时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新工业革命加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这要求一味地强调提升服务业所占比例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产业政策导向需要重新审视。考虑到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对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意义，我国要摒弃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涨彼消的机械论，转而从两者的内在衔接关系角度入手，围绕如何提升我国制造复杂工业品能力来制定我国服务业发展战略。这是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的方向。  

面对上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我国工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我国需要制定国家的工业强国战略规划。这个规划要满足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国际竞争性的要求。所谓全局性，要求该战略规划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发展规划；所谓系统性，要求该战略规划从国家系统角度思考工业强国建设问题，要包括工业强国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科研、教育、行政、社会、文化等；所谓长期性，如果初步设想，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并努力一直保持工业强国的地位，那么战略规划期应该有20年，并对20年后进行展望；所谓国际竞争性，要求该战略规划应该动态地考虑到世界各国的竞争战略，既要立足于国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立足于世情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怎么制定这么一个强国的规划？最核心就强调几点：  

    第一，依靠信息技术促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也双轮驱动融合发展。  

    第二，建设和完善高效能的运算、工程数据库等国家级先进制造技术基础设计，加快制定实施国家先进制造技术突破和应用规划，促进2020年制造业总体上升成为数控一代，2030年总体升级为智能一代。  

第三，打造国家级共性技术平台，包括战略共性技术，基础共性技术等平台，甚至考虑组建以发展共性技术，带动产业发展为使命的国家工业技术研究机构。现在我国科研体制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共性技术的研究机构少了，这些年的科研体制改革，把以前的共性技术研究机构都划分到各大企业集团。这样产生的问题是，这些研究机构不在为产业或国家做共性技术研究，它主要为企业做商业化技术研究，而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基础性技术慢慢就没人来做了。从未来发展来看，我们认为还应该专门组建一些不隶属这些大产业集团的共性技术研究院，为中小企业提供共性技术、战略性技术、关键技术，这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非常关键，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不仅面临的劳动力贵、用工贵、资金贵等困境，还有一个问题是缺少技术来源。我们研究所专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长期合作，台湾工研院就是专门做共性技术，促进新兴产业，把技术转让给台湾中小企业。根据我对泉州的了解，泉州的中小企业比较多，我认为市政府可以做一些事，加大支持服务于泉州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机构。我了解到泉州大力支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技术改造，计划投入36.8亿元分批建设137个科技创新平台，“泉州科技云”平台基本建成，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借鉴日本的“母工厂”做法，实现我国产业赶超路径从“承接制造+产品创新”向“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的转型。以前我们主要是承接模仿人家，现在要借鉴日本的母工厂做法，不仅仅要产品创新，关键是进行工艺创新。日本的母工厂有一个做法，他们在本国把自己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机构——“母工厂”，专门的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管理模式、新经营经验，一旦成熟以后，把这些复制到在全世界的跨国公司的各个子公司中。这个做法在日本非常的盛行。日本作为后发的国家，为什么可以始终跟上美国，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  

    第五，未来的产业规划和政策要强调支持用先进制造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突出“先进制造技术”、弱化“先进制造业”概念。 实际上，只有“朝阳技术”和“夕阳技术”，没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比如说纺织产业，大家一般认为是“夕阳产业”，但用现代技术改造的纺织产业，现代科技含量很高，包括用纳米材料或新材料，所有国家产业政策就不要只扶持某个产业，应该突出先进制造技术，扶持一些有前景的技术，只要先进技术出来之后，就可以应用到很多的产业。  

    第六，把握新工业革命趋势，重视企业管理创新。具体而言，生产管理要实现从低成本、大批量向快速响应消费者的需求转变，人力资源管理要逐步实现少量“现代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简单劳动者”的替代 ，营销管理要顺应产品与服务日趋融合的趋势，战略管理要实现从核心能力战略向平台战略转变，组织管理要实现从层级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我看了泉州的一些资料，政府正在支持企业管理的创新，包括支持商业模式创新、电商发展。具体措施有实施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规划，每年安排1000万元扶持资金加快7个电子商务集聚区建设步伐，鼓励企业“线上线下结合”开拓市场，等等，这些措施对促进泉州从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转型升级都有很好的意义。  

    因为是时间问题，有些讲得比较快，谈得不到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