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诗性文化的使命

     最近一段时间，和中华诗词在当代的命运关系最密切的话题，无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的“去中国化”问题。我个人以为，未必是教材编写者有什么目的，但同时也因此感到更深刻的悲哀和无奈。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殖民心态由表及里，由外而内，成为百年痼疾。一些人对像这样的“去中国化”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甚至是无意识化了。但最令人惊奇的却是，这个问题很大的“冰山一角”，竟然是从教材中的“古典诗词”被掀开的。这正说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特有的内在密切关系。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经过了20世纪近百年的“西方化”，经历了21世纪以来同样是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大同”了。由此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带来了两大普遍问题：一是不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二是不知道如何表述这种差异。而重建中国诗性文化，不失为一条可以重点考虑和实施的文化战略理念和路径。
　　首先，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
　　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它肇始于人与自然的交感，但却不同于西方主、客之间相互对立的机械原理。它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但与西方个体深层的“本我”“冲动”“死亡本能”在结构上迥然不同。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古人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民族的“理”与“情”，所以这一说法已然十分不准确。对这两种“理”“情”不加区别，特别是以西方之“情”之“理”释中国古典诗词，是把后者搞得“非驴非马”的直接原因。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理”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
　　其次，当代中华诗词，既是中国古代诗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延续，也负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尊严。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渐多，但关键问题仍在于，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与根本的中国文化利益。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容易弄清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但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由于倦于思考，由于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思考、判断与选择。
　　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方方面面先进的理念和做法，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如果这最后的结果是邯郸学步和文章道弊，那就很有必要反思甚至是加以警觉了。未来世界，决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这就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