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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泉:鲁迅是不是“思想家”?

时间:11-17  来源:共识网  作者:郑海泉

    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解放前就有争论,解放后被‘强制’统一了,达到顶峰,几乎和政治领袖一样,不能有任何非议;近来非议之声不断,在他逝世7 0周年纪念之际,媒体介绍不同的观点,让大家知道这种情况,提倡平等争论,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是科学还原真实历史和人物的‘潮流’,清除过去那些极端主义污染,有利于科学、民主气氛的建立。不过我始终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力求做到‘真实’和‘准确’,因为不真实的东西,不准确的东西不但造成无谓的争论,而且既经不起时间和事实的考验,也经不起人们科学地推敲,都会在历史的过程中成为过眼云烟,也不能起到有利于社会的效果,只能是浪费社会资源。愿今后不再有凭权势论英雄的事情发生。

  李敖先生对孙中山、鲁迅都有非议,我首先赞成他反对把某个人‘神化’的态度,不但因有功劳和优点就要掩盖其缺点和错误,甚至否定缺点错误的存在。更有甚者,把缺点都说成是优点,比如把个人专断说成是魄力、果断之类。这样对社会的危害实在太大了!但李敖先生的片面性也是显然的,表现得既不太科学(不放到历史背景上,不放到全部整体上),也有那么一点不够厚道(因为他有时达到苛求的程度,但他又非常强调待人要厚道),尽管他言必有据,我也相信他提出的新证据。所以,我建议大家看人既要用‘特写’,细致地观察有的局部,又要用‘长景’,整体地和全面地看,最后来个‘长景’。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我还强调要站在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的角度,不要太看重对少数人如何、如何,特别是对历史人物本人如何,因为我们是在看社会效果,我们大多数人也更关心社会效果。我们要提倡不以个人好恶论是非,但在不涉及国家、人民利益的事情上,我们也要理解和包容个人的个性,可以有独立观点,没必要无论什么都要取得一致。

  鲁迅先生去世70年了,无论功劳也好,还是不足也好,都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我们来研究和讨论他,主要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待人论事的好态度、好方法,以便建设出一个和谐社会,我这个圈外人也来说说几个鲁迅评价问题,目的在此,不希望人们单纯为鲁迅先生去争执。

  (1),鲁迅是不是‘革命家’

    我认为可以说是革命家,因为他一生都在为中国的进步奋斗,都在反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特别是在文学、思想领域里,他的战斗性是很突出的,坚定性也是很突出的。如果说他没有参加武装斗争,没有答应去搞暗杀活动,就不能算革命家,这就显得太片面了。我倒要说,只会搞暗杀的人算不上革命家,‘家’是有水平的,好像世界上靠暗杀把‘革命’搞成功的数不出几个;敢打仗而且打赢了就是革命家吗?不见得,封建王朝的更替,不能算做‘革命’。武装斗争只是革命行动中的一种,而且不总是最主要的那种,更不是最先导的那种,要是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强调过头,效果恐怕很不好,也不是科学的结论。因为提出并实践这句话的毛泽东同志就非常强调‘党指挥枪’,这就表明革命理论和思想更有决定意义。鲁迅先学医就是想提高中国人民的体质,不是病夫,目的就是提高打仗的能力,后来为什么不学医改学文,据说他看到围观杀同胞的人不少也长得膀大腰圆,‘革命思想’才是第一位。

  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我认为也可以算。如果他的思想中没有进步的内容,他写文章在干嘛?有人只承认他是文学家。我倒要问,存在没有进步思想的文学家吗?如果有,也应该改称为文字专家,善于修辞造句,没有进步思想,没有政治敌人,统治者一般都‘尊敬’、照顾他,甚至连学术‘敌人’也没有,很难与人争执,鲁迅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我想,问题出在我们把‘革命家’、‘思想家’都看得太神圣了,太高大全了。其实,我们说某人是‘家’,只不过是说他在某方面有比较高的水平,有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而且这个水平还有高低,比如对很高者加一个‘大’字,加‘伟大’两个字就常常表现出我们自己太‘慷慨’了些,会带来消极效果,比如盲从、迷信,害了对方,也害了自己,还害了大家。我希望对这个问题今后适当模糊点,不要走两个极端,像‘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样,神圣化鲁迅,其实质性目的是有人想把他当成打人的工具,而倡导者本人并不一定真心尊敬鲁迅;我们今天也有这种现象,把某人封成‘权威’、‘泰斗’,对他的观点就只能诚惶诚恐,就可以轻而易举压制不同意见,不利于创造性,也不利于科学和民主气氛的建立。在今天的一些领域,也有把‘家’太大众化了的倾向,动不动就封成‘家’,说白了,只能起沽名钓誉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鲁迅是不是文学家,我认为也应该算。有人说他没有长篇,甚至中篇也少,就不认同称鲁迅为文学家。这种主张很不好,把文学孤立得太过分了,还是把文学家包含得宽点,长篇、中篇、短篇、散文、杂文、诗辞歌赋、…都是文学的范畴,确实水平高,就可以称为文学家;不然,别人也可以不承认你是文学家,只是长篇小说家而已。别的领域就很宽,比如叫艺术家,不必要说某种艺术才可以叫艺术家,别的就只能叫单项名称。何况叫成文学家就怎么了,叫诗人就不怎么了,这实在太那个了点!如果我们站在社会的高度上看,区分具体项目没有实际价值。如果要听我的个性意见,在‘乱世’我最喜欢杂文,对待社会问题它爱憎分明,目标明确,言辞尖锐,…,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如果你来个几十万言的长篇,文字含蓄而优美,顾左右而言他,读者就仁者见仁,社会效果就不集中。当然,今天有人写出反贪腐的报告文学式的现实长篇,也有好的社会效果,可惜的是,这只能是‘马后炮’,代替不了杂文的战斗效果。在‘治世’就尽量少用杂文,言辞要特别谨慎,否则容易伤人。如果长篇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就多写吧。

  总之,我主张‘家’应该宽而不滥,‘伟大’就要很严格,‘圣’一百年里未必有一个。就是到‘圣’的程度,仍然是人,也不是十全十美,也不必诚惶诚恐,也可以持‘不同意见’。

  (2),鲁迅的怨气与刻薄

     说鲁迅有这个‘毛病’的人很多,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没人敢说,现在说的人都不是‘当事人’了,要准确了解时代背景,鲁迅为什么要那样就相当难了。我这个圈外人就更难了解,而且我也没必要去准确了解,但我仍然可以说说看法。鲁迅先生的怨气与刻薄不外乎对两种‘人’,一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是‘人民内部’的。对于前者,鲁迅的怨气冲天,刻薄尖酸不正是他可爱的革命性、战斗性吗?不是源于他对国家人民有深厚的责任和感情吗?他能够在旧礼教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的实质不正是思考深刻的表现吗?对于人民内部的人,只是见解或主张不同,在‘争论’的时候,确实不要这样,何况你的意见不一定就对,比如鲁迅说中医是有意无意骗人,不但语言刻薄,而且观点错误;即使对方刻薄,也不主张以牙还牙,要力求准确友善。但我们要严格区分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就是‘严格’与‘怨气’,‘深入’与‘刻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两种相反方向的错位都是有的,也都是非常有害的,也是我们常常爱犯的,我们不能只注意防止一种,放纵另外一种。我认为在学术性争论时,以说清楚见解为限,其他的都在否定之列,比如把见解与为人随便联系。当我们在谈错误原因的时候,当然这里的错误是实事求是的,铁板钉钉的,对国家和人民已经造成损失了,就应该提倡严格与深刻,反对肤皮潦草,不疼不痒,文过饰非,比如把图谋私利说成是‘好心办坏事’,…。愈是大事,愈是大人物就愈应该如此。因为我们是在讨论成年人的事,而且是对社会有重要作用的成年人,不是对小孩子和小学生。我们今天非常缺乏的就是这个,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用儒家的观点表达就是为尊者讳。尊者小是家长、老师,大到国家领导。这样,错误的根源不能真正找出,何谈改正,依然故我,错误还要出现,国家和人民还要受到损失,历史就是这样反复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对任何人都应该如此。至于他做得如何,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应该按好的去做。

  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主张‘少不读鲁迅’。我看这就有点绝对化了,我没有看他的书,单凭说青少年不能读鲁迅的书这个结论,我就不赞成。因为他在电视上说,不能让青少年感染上那么些怨气,为人处事,甚至看社会都不好。我就很奇怪,如果鲁迅的态度和用语是那样的不可取,难道中老年人就可以学习那样的态度和语气?或他们都能够妥善对待鲁迅的书?青少年不能与‘不好’的东西接触,你敢说我们今天存在的东西(除‘文学’以外还有别的)都是对青少年有益的?要他们到理想的‘世外桃源’里去!我们在教材里确实应该非常恰当地选择鲁迅的文章,特别是在教材里应该有明确的提示,更重要的是我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以及其他社会上的长者,应该怎样引导他们去读,作出典范,做到去粗取精,吸收有益的东西,摈弃不好的东西,而且还不要照搬,要与时俱进的创造,培育锻炼他们的素质。当然,今天要做到也不容易,但我们应该这样,大家要努力争取做到。如果那位先生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极端思想很是反对,对一些小青年在歪曲了的‘造反有理’的煽动下那时干了很多蠢事深表痛心,这中间可能就受到鲁迅的影响(即使有,也不是主要的),我非常理解和赞成,但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然,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能找到十全十美的东西吗?过去的作品能有十全十美的文章吗?即使有,够大家读吗?何况鲁迅也有充满同情关爱的作品,如故乡里对儿时好友润土。

  (3),其他

    上海有一个中年文学教授,对鲁迅先生的新评价算比较‘前卫’,可我不同意的却不少。比如,说鲁迅对他的‘原配’就是一个压迫者,和他反压迫斗士不相称。不知道他有没有要以此来否定鲁迅是反封建斗士。鲁迅的原配是他家长强迫给他的,在清代你说怎么办好?女方能接受退婚或离婚吗?鲁迅可以应用‘休妻’的权利吗?那个被休的女人命运会更好吗?两个人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者,谈不上谁压迫谁。但鲁迅后来反抗了,你能拿出鲁迅不让她反抗的证据吗?不愿意她争取婚姻自由吗?鲁迅有像赵老爷不让阿Q革命的表现吗?如果我们说鲁迅先生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使她觉悟,去争取自己的自由,算是不足之事,也就够了。如果那个女人抱定‘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承认男人可以纳妾,死不离婚,甚至认为被离婚的女人没法活在世上你怎么办?我不知道那位教授考察过这些问题没有,我也不清楚后来他们的实际情况,现在才有人给我们普通读者说,她一直与婆婆生活,她死后想与鲁迅合葬,未能如愿。这些都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框框去套那时的事,否则就太不厚道了;何况制造‘悲剧’的元凶是封建制度和思想,并不是鲁迅。如果我们用这件事情来否定鲁迅先生是反压迫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真实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好像24K算足赤,也不过是‘算’而并非‘是’,但有14K的笔尖也叫‘金笔’。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在学习鲁迅这句话时有很明确的理解,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今天这位教授到鲁迅先生的家乡偶然买到一个砚台,上面刻有小孩骑在牛背上的图案,他听说,这就是绍兴地区的孺子牛,于是他对鲁迅先生这个名句的解释就是,鲁迅先生心甘情愿背着他的儿子干什么,比如去看病。真是妙语惊人!你问过鲁迅先生?问过许广平女士?你看到鲁迅先生在他的什么文字资料里是这么说的?文学语言不像我们技术语言,技术语言十分确切,不给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而文学语言很含蓄,就要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否则文学味就太缺乏。可问题就出来了,这位教授就这样‘有根据’地想象出这样的意思来,真是稀罕!

  我们这样理解鲁迅先生这一句对称的话,千夫指是广大老百姓反对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一生反对的人,他对这些人是横眉冷对;孺子牛是与广大老百姓的关系,他愿意为他们俯首服务。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我们这样理解是根据他一生的整体表现,也可以说是我们根据他一生的整体表现做出的评价,只不过采用他的话,与他的主张一致。我想问问那位教授,绍兴地方一百年前,农民养一条牛就是背着小孩子玩的吗?或者是肉牛像猪一样养大了卖给人?一百年前牛主要甚至唯一的任务是干活,比如犁田耕地,杀了吃肉的都是老牛或病牛。就算今天绍兴有专门的肉牛,牛还要背着主人的小孩子去玩吗?那样经济效果好吗?你看到这样的场景吗?退一万步讲,牛背的也不是自己的儿子,是在为人类服务,怎么就可以说是背着自己的儿子干什么呢?我们四十多年前学自然科学的人那时受到的教育可不是这样去进行‘调查’的,更不允许这样推理;学文学的怎样到实际中调查研究我不知道,但这位中年教授的‘调查’方法和结论我都很难苟同。我们的中年教授要是都以这样的表现来熏染学生们,我实在为我们的教育担心!甚至都为‘现代文学’担心,都会写出来些什么东西!

  李敖先生说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并不高明,他举了些‘滥句’例子。李先生举十个百个例子,也不能抹杀鲁迅先生在中国改变文言提倡白话上的贡献,我们这些普通人读到的鲁迅文章,仍然感到他的白话文是好的,有特色的。他有些白话文恐怕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典范,供人学习参考。我们应该看到,与鲁迅先生同时期还有一些人也是提倡白话文的重要人物,其中可能有比鲁迅先生贡献更大的。但我相信,他们的文章里,包括翻译的书里,要找出几个‘滥句’例子,仍然是可能的,比如胡适等。李敖先生是今天台湾白话文的高手,翻译也非常出色,可能一个‘滥句’也没有。如果李先生是说不要认为某个人的文章,在文字上‘句句是典范’,也有‘马失前蹄’的地方,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我很赞成;如果再过头,就不厚道了,毕竟鲁迅先生受的是文言文教育,处在白话文的开始期,出现些‘滥句’不足为奇,鲁迅先生逝世时李先生才出生,青胜于蓝也是应该的。今天有的人为鲁迅先生翻译文章中坳口的句子辩解,说是要用外国的句法触动中文句法,好像中文句法有什么不足,我认为这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是可笑的,就是鲁迅先生确实是因为这个故意那样做,我认为也不可取。因为文字、语言要以人们乐于接受为准,坳口的东西人们不会接受。外国有的句法,我们也接受了,如爱用倒装句,使用它有时确实比直述句更好。

  李敖先生批评鲁迅先生和国民党没划清界限,原因是他的工资是什么研究院发的,而研究院是国民党办的。我觉得李先生既不公道,也不厚道。因为鲁迅时期的国民党比李先生时期的国民党专制得多,没有敢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单位,鲁迅可以到那里去拿工资。只要鲁迅不为国民党专制服务,何必拿这个说事。你李先生不是也拿国民党的‘补偿’吗?尽管是补偿关押,但国民党这么做不是要为自己营造好形象吗?你拿了人家的钱不是也可以说是配合了国民党吗?

  总之,有一个画家说得好,过去捧鲁迅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捧什么,为什么,我想加一个怎么捧;今天有人要去贬鲁迅,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贬什么,为什么,怎么贬。

     (原题:对鲁迅先生评价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