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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高薪养廉难以遏制腐败之风

时间:02-10  来源:共识网  作者:朱永嘉

    摘要对国家而言,若真要高薪养廉,眼睛要向下看,不是培植少量富豪,而是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否则的话,难免种下亡国的种子,北宋的教训可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近日报端多有讨论北宋养廉与大明肃贪的事,先见于二〇一二年二月三十日的《学习时报》,又见于十二月十日的《中国青年报》。二文对北宋所谓高薪养廉的问题似皆有误,他们的论述皆以《宋史·职官志》上关于俸禄的记载为依据: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各绵百两。根据这个标准计算,他们的收入相当于当时中产之家年收入的三十倍。地方州县官的月收入是二十千,三千户以下的知县是十二千。不过宰相这一级整个朝廷只有几个人,不能作为一般官员薪给的标准,绝大部分州县官员的待遇是不是属于高薪养廉的范畴呢?那就很难说了。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的(公元一〇五八年)《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这样说: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仓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按:这个数字已比俸禄制的规定高),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则天下皆是也。

  王安石说的“方今制禄,大抵皆薄”,主要是讲县一级和以下官员的薪俸,这一点他应是有发言权的。他曾知鄞县,即今之宁波的知县,在当时属于亲民官,他能直接了解到当时中下级官员薪俸太薄的问题。要整顿吏治,那么中下级官员的生活收支状况必须有保障,所以他才会说这番话。他之所谓士,是指官僚及其后备队伍,即现任及后任的中下级官员。从为人上讲,也就是士的素质以君子、中人、小人区分,大多数人是中人,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所谓穷与泰是指其生活水平,泰是指收支相抵过得去,穷是指收支不能相抵。其续云:

  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才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才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勉强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

  王安石这一番话是在北宋中期说的,应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说明宋仁宗时代,北宋的吏治已很不好,大家都“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再从《宋史·职官志》的俸禄制讲,其官员俸禄上下之间差距甚大,县级及其以下的官吏根本说不上什么高薪养廉。王安石所言“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当是事实。大量的官员一般是县处级官员,那个“守选、待除、守阙”是指候补的官员,他们要等六七年才能补缺为官三年,那样计算下来,其实际收入更低。故那时的士大夫没有不兼农商之利的,因为靠俸禄养不活一家人,加上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还有如现在农村要盖房子、娶媳妇,城市婚姻礼俗尚奢,还有买房、装修新房等的费用,靠薪给是无法支持的,因为社会风气是如此。对下级官员和百姓而言,依靠俸给与土地种植上的收入是无法应对的。“苟其才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王安石这一番话讲的是北宋中叶的情况,也许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吧。故笼统地说北宋高薪养廉,此话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北宋有没有提出过高薪养廉呢?不能说完全没有,有过那么一次,那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史·食货志》的会计一项下,有具体记载:

  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仓吏给军食,多侵盗,诏足其概量,严立诸仓丐取法。中书因请增诸仓主典、役人禄至一万八千九百缗,且尽增选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团军监推、判官增至十二千。(按:这次工资调整,对县及县以下各级官员薪俸调整并不高,还低于王安石上万言书讲的数字,此外当还包括有灰色收入。)其后又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受财者以仓法论。安石盖欲尽禄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缓其议。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

  从这一段记载看,北宋初年定下的薪俸制度,到神宗时,由王安石建议才进行了一次薪俸调整,理由便是王安石万言书中讲的“方今制禄,大抵皆薄”。是先给中下级官吏进行调整,起因是当时管仓库的官员都侵蚀仓粮而中饱私囊,影响到军饷的供应,宋神宗主张“严立诸仓丐取法”,也就是以惩治为主。王安石则持不同意见,主张先调整中下级官员的薪俸,然后再调整中高级官员的薪俸,宋神宗主张暂缓。后来三司,即管财政收支的官员还是报了新增吏员俸禄的数字,说明这次调整俸禄的措施是付诸实施的。对这次调整如何评价,《宋史·食货志下》云:

  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这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主新法者,也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调高薪给可以养廉,可见宋代提出高薪养廉主张的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议者,是保守派,对高薪养廉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高薪不可能改变吏治的状况,认为官员中好的少,坏的多。实际上王安石调整中下级官员的薪俸之幅度并不高,三千户以下的知县,从每月十二千,调整到十五千,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扣除物价的因素,实际增长的数字并不多。这次薪俸调整以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中下级官员对变化没有什么直接的反应,而高级官员的薪俸却在不断上升,两极的距离反而扩大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蔡京执政时,便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宋史·食货志下》云:

  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滥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葺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饰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

  这是讲宋徽宗刚即位时的状况。宋徽宗姓赵名佶,那时京师的高级官员已在重复给自己加薪了。所谓泛滥员额,包括两部分,一是冗员增加了,机构庞大了;二是吃空额的增多了。后苑的修葺,实际上是指帝王宫廷消费的不断上升,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风上升,另一方面帝王身边的内侍省官员也增加了中饱私囊的机会,实际上这是社会走向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忙于寻欢作乐、穷奢极欲,一方面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们哪里还会有心思处理国家大事呢?宋徽宗醉心于书画艺术,国家治理就放手交给蔡京这帮贪官污吏去胡作非为了。《宋史·食货志下》续云:

  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祐、治平(宋仁宗末及英宗在位的年号)时赋禄优矣。(按:可见北宋初年并不存在什么高薪养廉的事。)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按:这是给高官减薪。)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俸非治世事。(按:可见减薪之事难,建国后只有毛泽东提倡过一次减薪,是高级干部减薪。)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且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俸。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由是官吏俸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按:这说明高官的既得利益只能增不能减,权在他们手上啊!)初,宰执堂食亦皆有常数。至是,品目偎多,有公使、乏支之别,台、省、寺、监又增厨钱。(按:即扩大三公消费的开支。)侍御史毛注尝奏论之,不行。蔡京复得政,言者遂以裁损禄廪为几(按:指户部侍郎许几)罪,几坐夺职。

  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按:指机构庞大,冗员繁多。)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按:此是说好话、大话、假话,借以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也。)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

  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

  从这一长段叙述可以知道,王安石调整薪俸的口子一开,下面就很难收拾了。蔡京是兴化仙游人,熙宁三年的进士。他早期追随改革派章惇,后来是巴结宦官童贯才得到宋徽宗的宠信而为相的。这个人自己很贪,《宋史·蔡京传》称:“京既贵而贪益甚,已受仆射奉,复创取司空寄禄钱,如粟、豆、柴薪与傔从粮赐如故,时皆折支,亦悉从真给。”故其一人便拿了几份俸禄。他“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这个人是典型的败家子,提倡超前消费,首先是刺激帝王的宫廷消费,如土木营造等,然后是官僚的吃喝风盛行,宰执堂食,也就是公款吃喝盛行,在今天也就是三公消费。由于台谏官交论其恶,蔡京曾一度致仕退休。宋徽宗曾经要整顿财政,给高官减薪,蔡京通过其党羽作梗,结果是故态复萌。他复职以后,将主持减薪的许几夺职,结果是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冗员增加,宫廷与官员的消费扩大,最终是农民的负担加重了。

  花石纲在《水浒传》中便提到过,因为爱好画画的宋徽宗喜欢花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要把巨大的太湖石,从江南运到京师开封,那可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宋史·朱勔传》云:“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可见其运输过程破费之大,滥用民力之甚。朱勔是苏州人,在苏州为官,太湖石的运输是从苏州出发,这样的巨石在运河沿河运输,对百姓的骚扰可想而知。当时为了寻找花石,更是扰民,史称:

  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需。

  宫廷消费扩张以后,带来的是各级官僚与此相关的贪欲,沉重的负担压在百姓身上,结果是“中家悉破产”。朱勔“所居直苏市中孙老桥”,“忽称诏,凡桥东西四至壤地室庐悉买赐予己,合数百家,期五日尽徙,郡吏逼逐,民嗟哭于路。”这就是地方官搭宫廷消费的便,为自己圈地建屋造庙,城市强拆之风,北宋晚年已见端倪,亦可见其扰民之甚。

  北宋的高薪养廉,王安石与蔡京两个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王安石的着眼点是放在中下级官僚,“大抵皆薄”,目标是缩小差距。蔡京的高薪是养贪,不是养廉,放肆于吃喝风,让高官们先富起来。然后是朱勔这样的地方官肆无忌惮地借着宫廷消费的花石纲之类贪赃枉法,搜括民脂民膏,结果是中家悉破产,北宋亡于外祸。宋徽宗看到时局已不可收拾,女真的金兵已南下逼近首都了,把皇位让给儿子钦宗去对付。钦宗姓赵,名桓,在位两年不到就与父亲徽宗一起被俘北去了。他在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曾下诏想与民更始,《宋史·食货志下》载其诏云:

  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乃者减乘舆服御,放宫女,罢苑囿,焚玩好之物,务以率先天下;减冗官,澄滥赏,汰贪吏,为民除害。方诏减上供收买之额,蠲有司烦苛之令,轻刑薄赋,务安元元;而田里之间,愁痛未苏,傥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询酌庶言,疏剔众弊,举其纲目,以授四方。诏到,监司、郡守其悉力奉行;应民所疾苦,不在此诏,许推类闻奏。

  这个时候才想到老百姓,已经太晚了,再没有时间让宋徽宗父子与民更始了。徽宗父子最后被俘后终老于金国,北宋终于亡了。整个北宋王朝,维持了一百六十六年,它是在腐败中坍塌于外祸的,腐败不是导致亡国的唯一因素,腐败与外祸相重叠,那就难免亡国了。高薪养廉很难遏制腐败之风,如果不改变社会风气,不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贪腐是无法遏制的。目前揭露的贪腐高官,据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分析,有三个特点,“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案件涉及金额大,三是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我看还应加上一点,即窝案、串案多。他们犯案并非由于衣食不足,问题出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贪腐现象的思想基础是私有制下人的贪欲,而且这个贪欲是没有止境的,高官权贵们的奢侈之风也是没有止境的。

  最后应交待一下蔡京和朱勔是怎么死的。《宋史·蔡京传》称:“钦宗即位,边遽日急,京尽室南下,为自全计”,蔡京是逃跑的,“行至潭州死,年八十”,是死在逃跑的途中。而朱勔是在靖康之难时,“钦宗用御史言,放归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罢。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言者不已,羁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斩之”。(《宋史·朱勔传》)这二人的下场大概是贪官们共同的下场。

  从历史上看,明代地方官员额定的俸禄也很低,清初同样很低,但地方官的实际收入往往要高于京官,那么他们的收入靠什么呢?靠耗羡。收实物时有鼠雀耗,收银两时有火耗,火耗是指碎银融化为元宝时的损耗,因为收的是碎银,上交的是元宝。这是指税收收入以后损耗的部分要农民负担,实际上这一部分多收的税入了各级地方官的私囊,这是借着麻雀老鼠偷吃的名义来中饱私囊,说穿了这正是不知何谓羞耻。(我刚写到此处,阿姨叫了,猫儿偷鱼了,刚买的一条鱼给猫儿拖走了,我哈哈一笑,怎么那样应验得快啊!哪有鱼儿不贪腥呀!)故明清两代地方上总督巡抚的收入高于京官,京官做久了,都想到地方上去捞一把。清代雍正年间在税制改革上,有一项措施便是耗羡归公,这不是归中央直接的财政收入,而是把耗羡的数字公开了,在地方各级官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样的数字远远高于他们的俸禄,这就是所谓高薪养廉的实际状况,把贪污所得公开,在各级官员中进行分配,这个耗羡相当于税外之收费,在经手人内部私分,然后这一部分收费合法化,在各级官员中私分,这才是当时高薪养廉的本质。故对于所谓的“高薪养廉”,必须循名以责其实。

  我们应懂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皆竞逐于利不见得是好事,《史记·货殖列传》在结尾还讲:“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才是常态。在这一点上陶朱公范蠡就比较聪明,他能“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财要能聚,也要能散,才能常保其身之富裕。陶朱公“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其道理是不做守财奴,对子孙不是授其鱼,而是授其渔。对国家而言,若真要高薪养廉,眼睛要向下看,不是培植少量富豪,而是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否则的话,难免种下亡国的种子,北宋的教训可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说实在的,当今反腐倡廉这件事,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抱希望,但还不敢乐观。

  本文仅就北宋养廉的问题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北宋所谓“高薪养廉”这个故事,以讹传讹已很久了,其实读一下王安石上仁宗的万言书,便可见其真相。报刊上登载一点史论是好事,然而论史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古代历史上官方的文告与事实往往有一些差距,还得从相关的传记及当时人的记述中找到根据,弄清其来龙去脉,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否则,文章的论据很难充足,难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二○一二年十二月

(摘自朱永嘉著《读史求是》(2015年1月,中国长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