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

编者注：本文根据李景源在“华大讲堂”第九场报告会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有所删减。

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我主要想从“中国发展道路”这个角度来谈谈如何理解“核心价值体系”。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方面：从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视点来理解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是把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看作是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这种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三次制定文件：第一次是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年之后1996年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也制定了相关文件，这次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则是在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这次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与前几次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是完全一样的。我今天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从国内外的大局出发，就会进一步了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命题已经超出了以往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成为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知道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是指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个体，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一个国家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道路都是通过这样一个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来提出的，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往往表现在宪法总纲的第一条当中，以此来确立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这样一个过程，是确保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它向世人昭示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它不同于个体价值观，并对个体价值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价值核心体系一下子归结到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去的原因。

当前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核心价值体系问题，目的是从正面阐述自己的看法。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发展道路、中国价值观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这其中包括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等，此起彼伏。但是所有这些论断及立论的根据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路线密切相关.比如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德国的某任总理，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都曾断言中国的改革不会成功。他们认为中国缺失引领中国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认为中国既然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又缺乏引领这样一个经济的价值观。他们所谓的缺乏，言外之意是指中国缺少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会成功。

还有一个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是指中国的崛起给发达国家造成的一种心理恐慌，西方国家一方面指望中国的引擎来推动世界经济的运转，另一方面他们在报刊当中提出来中国有两种制造：中国是世界工厂，一种是制造物质产品，这个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中国的另一种制造，制造中国模式，这一点最为可怕。他们讲三十年前中国社会还处在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但是三十年以后，中国已经走进了国际社会的中心，向国际的讲坛不断的注入非西方的元素。对于这点来说，他们日益感到威胁。中国对欧美价值观进行有目的的提出挑战，对国际秩序包括金融体制提出新的构架和标准，由一个民族国家日益变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模式正在改变国际发展的整个格局，这都是西方媒体的一些论述。中国社科院有学者曾经采访过美国的智库人物，后来我到英国访问，跟他们的一些政要人物交谈的时候，他们两国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硬实力的崛起，那么美国和欧洲十分欢迎，但如果中国的软实力崛起，那么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的全面的一些冲突，那么这个软实力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就是国家的价值观，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实际上是让中国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建议我们党改变名称，说你们党叫什么党都行，只要不叫共产党那就可以，那么现在我们想起来，那么大家知道他的这种建议实际上要搞联社革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也有一个观念，就是中国威胁论这个问题，原来我不理解，后来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会长和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吃饭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崛起，你们为什么还一再地宣传中国威胁论。他们的回答的确是让我们想不到的。他们说，中国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中国是积弱积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但现在中国不一样了，中国在面积上是我们几十倍，在人口上是我们的十几倍，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站在中国的身边就像四岁的孩子站在一个成年人面前，不用你中国出兵打我们，只要你一攥拳不小心碰我一下，那我就摔倒了。所以他们这种对于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感受，实际上他们对生存问题的深深的忧虑，像这样一类的问题，绝对不是我们通过宣传、表态能够加以解决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大家知道近年来，国内在价值观问题上发生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我们在这方面的争论已经有个三四年的时间了。有人提出“普遍主义”、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要加以普遍化，但是同时又将我们经常说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给以定义，定义成为“特殊主义”，认为“中国特色”这种说法放弃了普世的目标和标准，指责中国的发展离开了人类文明大道另搞一套，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近一个时期报纸上经常有一些讨论和争论，讨论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都是一些正面的观点，但持普遍主义观点的人数占多数，特别是在我们高校、在青年学生当中，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怎么样来解释和解答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研究。说到底“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是核心价值体系的争论，是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争论。这所谓的普遍主义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普世价值。我们为什么提出我们的核心价值呢，实际上也是有针对性的来提出我们的看法。

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经济和金融危机，更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危机，是传统文明、西方主导文明可行性的一个危机，这是大家近一年多不仅是国内我们的看法，而且是国际上一些有良知的一些政要、学者和记者的共同看法。

世界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要走西方提供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尤其是是否要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摆在大家面前。

大家知道本来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处于没落的状态，但是很凑巧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哈耶克，从那以后连续四次诺贝尔奖都颁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名声大噪，使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模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上台的时候手捂着哈耶克的著作，对他的阁僚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圣经”。她的话实际上代表着西方整个发达国家的共同心声，随后里根上台，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完全一样的，到90年就提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最初来说可能还是一种声音，但一旦达到共识就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成功的模式加速向世界推广。这个推广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苏东剧变’，像苏联提出了五百天的“休克疗法”；第二个就是在拉美造成的“拉美陷阱”；第三个就是造成非洲发展模式的整个断层。原来中国和苏联外交关系恶化的时候，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管成不成功，没有跟着苏联走。但整个非洲都是看着苏联老大哥的，苏联老大哥一垮台，整个非洲都转向了西方。这个时候福山写了一篇《历史的终结及其最一个人》，把苏东模式的失败认为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死亡，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已经结束。

这样来看从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到04年正好三十年，04年大家知道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中国摸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并对比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关系，明确的认为实际上现在整个世界已经转向“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到了2009年4月份G20国家首脑会议、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第三句话就是说“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结束。通过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思潮曾经在世界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次的经济危机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主导模式还要不要进行下去？

到了2009年的夏天，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马丁·雅克出了一本书，引起很大的讨论，叫《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以前有东方世界终结的说法，现在马丁·雅克提出了西方世界的终结。不管怎样，这至少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根本理念，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地研究。这一方面，大家知道过去在国外的传媒，有关中国的报道可能几个月都不占头版，没什么报道，但现在关注中国的新闻报道显著增强，而且各种媒体关注中国的中心。他们都关注些什么问题呢？都是关于中国价值观的问题。过去人们叫亚洲的中国，但现在都谈中国的亚洲。比方说九月份，澳大利亚的广播公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采访，提到的问题就是，六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是否依然是中国人民的信念和奋斗目标？——你看他们谈的都是价值信仰的问题。——坚持共产主义对中国目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他们也提到这个问题。西方最关注的就是这些问题。

我记得1998年的时候德国《镜报》采访我。为什么采访呢？因为我们哲学所和马列所是联合党委，后来马列所的人变少了，就划归哲学所的党委，但是这个“划归”的行为本身引起外界的极大的猜测，说中国可能要“砍旗”了，说马列所已经不存在了，要并入哲学所了。《镜报》的记者采访也是追问这个问题。最近德国《世界报》也采访了我国驻德大使吴红波，我十月去德国访问的时候，他谈到这个事情，说当时德国《世界报》的记者就问他，“你将如何向一个德国人解释当今的共产主义？”为什么西方都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共产主义？大家看国外的报刊经常这样讲，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升级版”的共产主义，加了引号叫“升级版”的。他们每次问问题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问的。

然后他接着再问，他说中国在世界上代表何种价值观，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的，这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是真正的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其他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来看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不要总是与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寻找精神家园，从这样一个个体的角度去看，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向世界人民的一个宣誓。

国外重要的学者、记者对中国模式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们描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若干现象、特征，但他们很难理解中国模式的真实含义和精神实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目的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指明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理念，从这个方面向世界说明中国。大家知道十七大做得就是这两个工作，第一个就是它提出“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重点是讲道路方面；第二点就是基本经验，就是“十个结合”。在道路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核心价值体系。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立国价值，虽说根据该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每个国家都是有的。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处于世界第三位，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202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能够超过美国；到205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和印度经济总量之和的两倍。最近，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沈大伟有一个预测，比高盛公司的还要提前，说到明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就将超过日本，不用到2027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将随着中国的崛起将不断地增大。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

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程，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论断。特别是非洲国家在经过了90年代以来的种种坎坷之后，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出现了新的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我见到李长春同志，他说几次去非洲访问，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学习中国的经验，希望中国为他们培训干部。这实际上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华盛顿共识”经过十几年在非洲蔓延之后，开始受到冷落的表现。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问题

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说了四句话，大家都知道，学术界对这四个方面分别以“灵魂”、“支柱”、“精髓”和“基础”来表述。我个人认为讲价值体系不仅要说明它由哪几部分构成，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它是怎样构成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构成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实质上是点明了它在四句话中的主导地位。作为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和理论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然是价值体系的核心。第二部分主要就是讲这个方面。

要理解“共同理想”在价值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关系。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个人认为，如果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首先要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邓小平每次提问时都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把这两个问题并提。现在我们在谈到核心价值体系时也是一前一后这样提，这样提的话，我们该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是这四句话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这么一个理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在《文选》里两次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它的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另一个是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这仍然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信念。大家知道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有一个讲话，他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指明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我们要把握一种理论，怎样去理解？我们过去都是从三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加以理解：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体系，作为一个理论的整体性来说，来把握这个理论的话，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让恩格斯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来加以说明。恩格斯说，代替过去旧的阶级和阶级存在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这里谈到的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可以很明确来说明。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整体性高于它的三个局部，它的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讲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关于这两者，邓小平也有精彩的论述。上世纪80年代某些“民运人士”在国外多次强调说：“我”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并不能表示“我”不爱国，“我”还是爱国的。当时邓小平听了这个之后，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他特别强调这一点，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在中国近代解决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当中，它的归宿就是寻找到社会主义。至于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后一个就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也有一句话很明确地这样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即使我们不能把八荣八耻讲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也要把荣辱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的联系起来，区分出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耻辱。它的基点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总结。

至于社会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讲得特别清楚，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实际上他讲的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所以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要保证前两条能够实现，就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最后一个坚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这个也是很明确的。

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现代化，他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讲，一旦中国实行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这些信息我个人觉得特别能突出地表明我们党现在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邓小平的一贯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做点总结，中国道路的真正奥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体现了先进性和共进性的统一，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本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江泽民同志也讲过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这科学的理论是什么？胡锦涛同志讲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讲的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从理论的方面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实际上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反映。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对中国近代以来价值观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表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共产党在价值观上遇到的最重大的历史问题。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他讲，“过去搞革命是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他接着讲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实质，他说，“但是问题是什么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在另外一处又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工业化道路的探求，对中国的建设道路的探求，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在这方面我想跟大家提三个人的困惑：第一个就是毛泽东的困惑。1956年4月份他提出来，过去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吃了大亏，后来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跟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大家都知道，他进行的第二次结合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特别是他逝世的前两年，他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在国内找人来研究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不起来？这个最初的困惑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提出来之后，第二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他就想解决毛泽东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操之过急，最后让四人帮搞下台了。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又第二次提出了毛泽东的困惑，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的首脑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就重提毛泽东这个的困惑，他说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会越搞越穷，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在解答一个世纪以来这个难题的问题上，他第二次思考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三个提出来的困惑就是胡绳。1987年的时候，国内学生搞一些罢课的一些思潮，当时中央领导让胡绳同志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国内外反响很大，中央领导给予高度肯定。社科院领导也说，胡老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把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给解释清楚了。但是胡绳同志听到这些表扬之后非常冷静，他说其实我做的这个工作只是文章的上篇，文章的下篇还没有做，大家知道他后来做的下篇，就是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恰恰是在第二篇文章里面，他就解答了自己的这个困惑，他说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么样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这实际上存在着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问题。通过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除了生产关系有对立面之外，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一种继承关系，所以，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生产力继承原理，因为这种继承关系，所以不能被跨越。第二部分我就讲到这里。

第三方面：运用唯物史观来总结中国发展的根本经验

这个方面我主要讲讲如何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邓小平总讲，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独特的政治优势，但我们在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时，很少涉及这个方面，而西方国家是有意无意地规避这一方面、反对这一方面、瓦解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方面不仅涉及到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经验，而且涉及到我们今后的发展命运。这在发展理念、发展思想当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路线从最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后面的“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友好”。友好就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们价值体系的核心，那么这核心就是这十个字。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国内外共同总结出来的，包括这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一个是独立自主，一个是和谐发展，一个是和平友好。大家知道，最近在法兰克福书展，有一本书的版权买的非常好，就是《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个问题涉及到历来所有的西方国家、每个新兴的国家，在它崛起的时候，最初都要采取战争、掠夺和暴力的形式，我们则明确地提出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有三种设定，第一种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第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第三个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四点经验非常重要，但是作为解释原则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以人为本”。

引用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的提法：“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这是里面的一句话，另一句是，“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和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的是帮助普通人，强调以人为本。”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内容，以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位，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改革开放从最初发展到现在不断壮大的一个最根本的经验。

这个优势是怎么取得的？这个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给大家讲两个历史事件，第一个是孙中山在1924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宣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他1905年提出“旧三民主义”之后，经过18年的思考后才提出的，但他一提出之后，就遭到国民党元老的集体反对。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发这个宣言还是不发，他就去征求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对孙中山说，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确实是中国境内的革命者，它应该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它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你们的政党是一个空洞的政党，所谓的空洞的政党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基础它一概没有，本来工人、农民、小商人和工商业者是你们的社会基础，他们应该是支持你们的、帮助你们的，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到目前为止，这三部分人都是反对你们的。我刚从前线下来，通过翻译，我就问士兵，你们为什么不打仗、退下来？他们说，农民不给我们饭吃，工人反对我们，工商业者发动暴动、袭击我们。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就是你们作为一个政党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一直到现在，没有提出一项有利于农民、工人和工商业者的政策，所以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要提出这类的政策。

所以在这个宣言里，孙中山就提出劳动法，保证八小时工作制；提出耕者有其田，要进行土地改革；第三条，鼓励工商业者发展民族工业。这三大政策施行以后，经过北伐、国民革命就取得了成功，统一了中国。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人，这实际上是抛弃了“新三民主义”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认识的不同，我们最后实现了历史的逆转。毛泽东参与了1924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后来又和邓演达一起从事农民运动，一个是农民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孕育了新民主革命最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得农民者得天下。他有四句话，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谁得到农民谁就得到中国，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得到农民。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实际上就是按照这四句话来进行的。1949年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毛泽东到颐和园见柳亚子，柳亚子就问毛泽东有什么诀窍，为什么蒋介石失败得这么快，共产党胜利得这么快？毛泽东特别提出来，诀窍没有，如果说有，就一条，那就是人民的支持。通过他的前后思想的变化，他用一句话来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就是“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第二例子，就是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了一个“五一口号”，中心思想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在这个时候，除了青年党、社会党这两个小党派，所有的民主党派全都发表声明，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费正清给美国国务院写过一封信说，我可以作证，以前强烈反共亲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都在提出和共产党一致的意见，而大多数美国人也和他们不谋而合。此外他还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想象，如果我致力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结论就是，不激进无以成事，就是不搞革命，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他特别讲，“在中国只剩下了革命的唯一出路，我在1944年带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产物，这种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我真诚的信仰”。你看他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美国的情报人员，而美国在总体上是反对中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信仰革命。“从1943年起我就认为革命在中国是事所难免的，1945-46年城市经济的崩溃，国民党政权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对人民的镇压，更坚定了我这一看法”。我就引这么几段。费正清就是因为说了这些话，台湾方面长期拒绝他去访问。到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邓小平亲自把他请了过来。

我们说我们有一种政治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说什么？大家都知道，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政治学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而哲学、伦理学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政治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而恰恰在这一点，我们党有优势。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政治观实际上是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我说我们有政治优势实际上就是价值观的优势、历史观的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说辞当中，体现在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上。那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最大的政治？什么是最好的政治？这个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解释。毛泽东说：“其实政治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政治。政治，始终是和多数人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他第一次表述什么是政治。第二次，毛泽东说了一段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他第二次谈起政治。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绝不是仅仅谈政权，不是像陈水扁那样只要想方设法搞到我的执政权就行了，可以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喊得震天响，只要把政权搞到手，就可以把这些踩在脚下。共产党谈到政治、执政的问题时，他的核心实际上是群众，是讲大多数。这样才能理解第三个，邓小平讲的什么是最大的政治。他说，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的价值观，这个政治观和价值观，恰恰是其他党派无法夺取的政治优势。到后来，什么是最好的政治？邓小平就说，哪种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是农民喜欢的，我们就搞哪种形式。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万里到安徽，下去视察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姑娘蹲在缸里头欢迎他，县委书记就问他们怎么怎么蹲在缸里，结果两个人一站起来就是赤身裸体。在这种情况下，万里讲了一句话，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好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我觉得我们这种政治优势，它的基点、核心就是在这一块。这一块从历史观上来说，就是毛提出来的，主导历史前进、主导历史沉浮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改革开放，我们讲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两个还没有着落，实际上最根本的解放，是人的解放，是人民群众的解放。恰恰是这种解放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在几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上都要求把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潜能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这是讲到如何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在90年代之后，关于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和谐状况的调研一直在进行。最近我看的一个调研报告中提到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状况的一个问题，我举两个调研的题目，一个是到底什么因素阻碍社会理想信念？几个省市和所有阶层几乎众口一词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官员腐败，第二个是分配不均。另一个问题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忧虑是什么？这个答案完全一样，第一个是官员腐败，第二个是分配不均。由部分人的腐败导致全社会对整个干部群体失去道德信心和伦理信任，是当前思想观念冲突、信任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我们的第三部分是要讨论我们的政治优势，但这里我要说，我们的政治优势正在丧失。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回到解放战争期间，当时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威信如日中天，所有的国际力量，包括苏联在形式上都站在他那一边。但实际结果，他很快丧失了威信。当时东北、华北还有南方的一些地区有一种论调叫，“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本来胜利了以后，大家都特别希望方方面面有一个彻底的改观，但实际上随着扩军备战、通货膨胀，特别是这些接收大员，到各地区去，看你是不是汉奸，关键在你给了我多少东西，你把企业、女人给了我，你就不是汉奸。这哪里是接受大员，这其实是“劫收大员”。后来蒋介石从南京撤退的时候他开了一次军以上干部会，在那个会上他非常沉重地说，我们失败就失败于“劫收”，我们收获了国土，但是丧失了民心。最后他把原因归结于“劫收”，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邓小平在交接权力的时候对新一届班子说，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我们从十五大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把这叫做一个“新的伟大工程”，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还提出了“学习型政党”，其实最根本的我认为就是要吸取从中国近代以来这么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真正的把唯物史观在党的系统、干部系统中真正确立起来。现在我们想在三四十年代，那个时候毛泽东讲，唯物史观就是我们党的哲学根据，就是为劳苦大众打下一块田地。它的历史观就是它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党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当时共产党员的价值观，这两者是合一的。今天我们党还在讲唯物史观，但是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干部，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和历史观完全脱节。这方面当然是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成为人的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急速膨胀的工具理性极大地削弱价值体系，包括思想、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而出现了这么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讲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最后就要落实到我们怎样搞好各级干部的价值观的建设上。

虽然最开始提出来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我们国家、民族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问题，可是要把这个道路坚持下去，需要我们每个人在个体价值观方面要和我们党坚持的唯物史观统一起来，要不断地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毛泽东说的我们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