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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以社会变革应对经济危机

时间:03-20  来源:  作者:

    编者注:本文根据孙立平在“华大讲堂”第六场报告会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有所删减。

 

今天,我就个人对这场危机的基本看法向各位做个汇报。本来的题目是叫做“以社会变革应对经济危机”,但是根据最近的情况变化,我又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做“后危机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什么呢?因为这场危机从目前情况来看,应当说到今年夏天为止,主体的部分已经过去,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率先走出低谷。最近,美国和英国的经济衰退基本结束,所以,以我个人判断,这场危机的主体部分基本已经过去。过去后可能会进入一个后危机时代,但是如何认识后危机时代的特点以及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呢?

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我们刚刚经历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

 

第一个问题,我来谈谈这个危机本身,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这场危机呢?这场经济危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场危机?我们应当怎么反思这场危机呢?虽然这场危机主体部分已基本过去,但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探讨的问题。

最近有位经济学家叫陈志伟,他讲了一句话,我想他讲得很好,他说这场危机是很可怕,但比这更可怕的是对危机的错误的反思。这场危机我们要怎么认识?我们从中总结怎么样的经验教训?在危机主体已过去后,我一直在想,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经历了这场危机的风风雨雨,这场危机本身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搞清楚的话,这个可能是更可怕的。而这又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想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金融危机,但是我们仔细的想想,金融危机是什么意思呢?中国金融危机吗?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大部分主要的现象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那金融危机的意思是什么?那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但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说实际上我们经历的问题和困难主要应该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

今年“两会”期间,有几位来自企业界的政协委员,他们利用“两会”的机会自己开了一个小会来讨论金融危机。在小会上,有人用这样的说法,现在中国的情况好比是雪上加霜,我想这个说法说得很好。雪上加霜我们经常用,但用于中国这个危机的情况就很有意义。这提醒我们分清楚哪些是雪,哪些是霜,这个雪是我们自己,霜是美国。但是不能一看白茫茫的一片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下的霜,可能更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在我们的雪上加上了一层霜而已。还有最近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很多的困难挫折,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我们的问题,而问题本身的背后主要还是我们自己。我从去年秋天开始到今年的夏天就一直说这个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新型的金融危机,中国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危机,我一年左右的时间,从不讲金融危机,都在讲经济危机。要弄清楚中国与美国的危机的不一样的地方,千万不能把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的问题当做自己的,我们其实是一场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场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呢?背景是什么?那是因为中国正在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也是危机发生的背景。那什么是耐用消费品时代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80年代初期,一家有两夫妻上班,一个人四五十元钱,两个也就百十来块钱。他们用于买生活的必需品就要花费五六十块钱,所以在80年代初期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柴米油盐的时代,也就是生活必需品时代。但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后来是空调。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住房体制的改革,住房消费开始成为我们主要的消费,各位可以想想,在20年的时间从柴米油盐的时代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也就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进入了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过程和变化。但是,这一变化在中国没有人讲,说起来好像就我一人在讲。

我从2000年就开始写文章说,中国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但现在10年的时间没有人说错,也没有人说对,更没人和我讨论。从柴米油盐的时代到房子汽车的时代这个变化,为什么没有人说呢?那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可说。但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艰难的转变。过去柴米油盐的时代,人们的日子是苦一点,但内心是很轻松的,而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内心的焦虑那远远不是过去能相比的,所以人们会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累。一个社会要真正从柴米油盐的时代到房子汽车的时代,那是非常困难的,弄不好就是一场经济危机。为什么那么艰难呢?一个社会要在生产上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比较容易,我们今天基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一个社会要在消费上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非常的不容易。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房子汽车生产出来,但现在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消费这些耐用消费品,那是极其困难的。这就像过一个门槛一样,我们从80年代中期进入耐用消费品这个门槛,生产一只脚进来了,消费这只脚经过20年了还没有过来,这个可能前前后后要差半个世纪的时间。生产进来了,消费迟迟不能进来,这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这场经济危机发生的基本背景。那么说一个社会生产的一只脚进来了,消费的这只脚进不来会导致什么呢?这就会产生生产过剩。

过剩问题不断积累、不断孕育,一直到严重的过程。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199798年的时候。什么问题呢?大家应该记得9798年的一些事情吧?当时我们社会出现一个说法叫做内需不足、市场疲软。这个说法什么时候来的呢?9798年。朱镕基总理推出刺激内需政策的是什么时候?9798年。可能有些人记得不大清楚,那么另外一件事大家应该记得,9798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七次大幅度下调存贷款利率,由开始的百分之十出头降到百分之一点几,然后又来一个20%的利息税。这是什么时候?9798年。为什么这些事都赶到9798年来呢?这是因为9798年过剩问题过于严重。用个人观点来讲,9798年就是我们中国第一次轻微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轻微的生产过剩危机。9798年,这次很轻微,中央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未发生大的危机。而后99年经济开始恢复,2000年时GDP增长速率达到8%以上,2001~2004年发展不错。但是到2005年这个过剩问题又出现了。通过报纸就可以看到,许多扩大内需的政策又多了起来,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扩大内需。

2005年还有一个提法,大家可以到网上查一查,叫14万亿。这可以查出一大堆网页出来,为什么?那时候有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说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存款到了14万亿了,百姓就是不花钱,要想法让他们花钱,什么时候?2005年。2005年生产过剩问题用我个人的话说是中国的第二次轻微生产过剩危机。这次问题仅冒了个头就又消失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2005年整个世界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也加入了全球化进程。当时中国要加入WTO,当时电视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WTO,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有问题须在WTO、全球化进程中去解决。当时中国巨大生产能力出现,国内市场狭小,东西卖不出去,正好可以通过加入WTO、全球化进程来解决。中国加入WTO,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和美国相遇了,这不是说中国原来不认识美国,而是说是在新的背景下,这两家相遇了。这个相遇的意义极为重要!那中国要美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解决了有了巨大生产能力,但市场狭小、东西卖不出去的问题。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解决美国有大量的消费但生产能力不大的问题。这两家在一起就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所以2005~2008年上半年,中、美日子都过得不错。可以想一想,中国这几年,经济每年增长在两位数,人民币不断升值,对外出口不降却反而不断增长,所以可以看中国日子过得不错。美国日子也过得不赖,怎样不赖呢?美国生产的东西不多,而且由于产业转移,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仅低收入阶层,有人估计,就由于中国这一个因素,美国低收入的阶层的人们生活水平至少提高了5%10%

2005年后由于中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相遇,一起就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但突然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另一方的日子就有些不好过了,这就是前不久中国的问题。于是就会有人问,说来说去不还是美国影响了中国吗?不错。但这个问题可以换个问法,美国离中国这么远,凭什么他出了问题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或许我可以问为什么离我们不远的印度就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呢?关键还是自己的问题,自己有问题——对于美国过于依赖。所以前段日子我们盼着日子好起来,走出低谷来。这段时间你到长三角、珠三角去看看,会感到我们盼望美国危机见底比美国人盼望美国危机见底还迫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订单与美国直接相连。有些人希望能走出低谷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但问题是,即使美国走出金融危机,过去的美好时光也难以重来。为什么呢?那段时光得靠美国不断制造泡沫来支撑,不然怎么来买你的东西,就是再便宜也是要用钱。现在泡沫破灭了,你就知道他不会反思,如果他反思了,不那么像原来那样制造泡沫了,那么即使危机过去,两家还是过自己的日子,但已不是以前的那种日子了。危机过去后,原来的那个世界不会恢复。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可以说我们是到了那个时候了,到了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内需问题。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理解和启发。转变发展方式,转变什么呢?最基本的就是转变到内需发展的基础上来,这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内需放到刚才的背景下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模糊笼统。如果我们放到中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内需是什么,就是要怎么过这个门槛?我们要创造经济的种种条件,能够过这个门槛,这是解决内需的关键。这不是一般笼统的内需,而是我们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创造种种的条件进入这个时代来迈出这个门槛,就是解决内需问题的内涵。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即我们这个危机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经济危机的性质和特点,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历史,回顾一下危机当中被人讲的最多的30年代大萧条。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呢?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在这场危机的认识。30年代大萧条,他的起点是1929年,今年是2009年,正好是八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学经济学的朋友,大家都知道,80年的时间关于30年代的大萧条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专著、论文不计其数。但以我个人看法而言,30年代大萧条的一些关键地方还未完全说清,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80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还是我第一次认真去问的。什么问题呢?我们说30年代大萧条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东西卖不出去。但是在80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人去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过剩,什么东西卖不出去?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没人问呢?好像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东西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出去,你管什么卖不出去。但是我要说,什么东西卖不出去非常重要,我们弄清楚什么东西卖不出去,才能弄清楚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还有一个有害的误导,误导在哪里?我们只要一说30年代大萧条生产过剩东西卖不出去,我们脑里就会有一个形象的东西。什么东西卖不出去?牛奶。所以在过去八十年的时间里,牛奶就成为30年代大萧条的符号。一说30年代大萧条,人们就回想起卖不出去的牛奶;一说卖不出去的牛奶倒入大海,人们就知道这肯定是30年代大萧条。其实牛奶并不重要。当时30年代大萧条过剩时,卖不出去的不单是牛奶,而是房子、摩托车、汽车、电话机、电冰箱、收音机等东西卖不出去。30年代大萧条,一定要知道卖不出去的这些东西,就是耐用消费品。我们了解这事情之后,就能更好的了解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背景——和现在我们一样,美国也刚要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我说两个数字,第一个是美国汽车产量,1929年大萧条是500万辆,而2007年中国汽车产量是1300万辆,国内销售800万辆。我们2007年是比美国多一点点,但人口不一样, 1929年美国人口1亿,中国2007年有13亿。现在中国汽车的生产能力和1929年的美国汽车生产能力大致相当。第二个数字,房地产,1925年就是大萧条前几年,美国每年新造100万幢新房,而1929年连50万幢的房子都没卖出去。汽车、家用电器卖不出去,这是美国经济危机发生的真正的内容。可以理解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就是美国要进入耐消费品时代。30年代大萧条的症结也是在这儿,和今天中国一样,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年500万辆的汽车,100万幢的房子,生产的这只脚进来了,消费的这只脚还没进来。

我再讲一件具体的事情,我们更可以理解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背景。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时候,在任的总统是胡佛,他在19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向美国的选民做了一个许诺。他说,你投票给我,我当了美国总统,我一定实现一个目标——我要让美国的每个家庭锅里煮着两只鸡,院子里停着两辆车,这就是我当美国总统的目标。从这个目标我们可以体会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两只鸡是生活必需品,两辆车是耐用消费品,美国正处在从柴米油盐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时期。这是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时代背景。30年代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个危机的发生就是过不去这个门槛。那么我们理解了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和特点,对于理解我们今天发生的危机,以及这场危机严重的意义,我觉得对我们是非常有启示的。所以要看到这次危机不是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而是我们经济开始要上一个台阶上不来,这是最基本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解决的这次危机,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过这个门槛的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后危机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第二个问题,我来谈谈后危机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1.后危机时代。

先解释一下后危机时代。现在讲的后危机时代与网上搜索到的不一样。网上的是危机过后就是后危机时代,中间是个点——危机——危机前、危机后。而我讲的没有这么长,就一段时间,就是介于危机与将来发展的时间,就叫做后危机时代。具体说是指今年夏天到明年夏天至多到明年年底,这就叫后危机时代。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它呢?因为我们要面对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处于这段时间,但非常要命。这段特征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面对这几个问题:一个要巩固刺激增长成果,现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可以实现。上半年7.9,全年实现保8的目标没问题,这是非常乐观的说法,而且在第四季度可能会出现两位数的增长,这是有可能的。这种经济的复苏是脆弱的,是我们用大量的资金投进去堆出来的,只要撤下资金,速度就会降低。所以在后时代危机,如何巩固刺激经济的成果是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经济复苏是非常措施在起作用,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这个时候考虑的是这些非常措施的退场以及退场与正常发展的衔接。我们前段时间股市经历了很深的跌谷,原因是一种预计,或是对信号的反映,这就是货币政策的转向。这段时间里投入了大量的货币,但这些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换句话说是到了调整的时候,就是说这些非常规措施面临退场问题。虽然中央一再表态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实际转向已发生。股市大跌后,中央只说是一种微调,但一个转折已发生。这种情况下如何能稳定退出,如何实现和正常发展的衔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在后危机时代,要化解刚才的非常措施,可能会造成消极的后果。大量的钱投入,大量的项目上了,但是这些只是在匆忙间上的,由于当时情况很严峻,项目就匆忙上了,严重污染的、一些重复建设的、产能过剩的项目一下就上了。这些措施开始对经济的复苏、制止经济的下滑很起作用,但消极的作用很快显现出来,怎样去消除浪费的后果又是面临的另一些问题。

这些后果现在能预见到的至少有几个:

第一个,资产泡沫问题。最近这段时间,股市复苏的速度是超过实体经济的。在经济出现复苏后,资产泡沫问题开始显现,若无妥善的措施,将来是很大的隐患。

第二个,产能过剩。我们现在上的项目,重复建设的很多,而且是在中国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上台的措施。这虽然拉动了经济,但产能一旦全面过剩时怎么办?

第三,民营经济复苏的问题。这次打击最大的是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损失比较小,国家的刺激经济政策严重偏向国有企业。最近这几个月出现几起地皮竞价,都被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拿到了,那是国企。民营经济在这段时间受到的打击很大,措施又偏向国企,所以把重点放在民营经济可能对政策提出新的建议。

接着,通货膨胀的问题。这次整个世界投入大量的钱,中国也很多,这些不会白投,将来肯定会反映在物价上,所以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常强烈的。从国家统计数据上,还看不到通货膨胀的迹象,但人们从物价上开始感受到了。若通货膨胀发生了,会导致新的利益关系的调整。膨胀发生后可能的措施主要的是银根收缩。这种转向现在已开始发生。刚才说民营经济受打击很大,若发生银根收缩,民营经济受到的影响会非常严重。所以有人说2009年是民营经济困难的一年,但2010年又可能会是更困难的一年。因为2009年困难的是订单的问题,但整个氛围是要走出危机,相对来说得到资金较容易。明年银根紧缩,明年的困难可能是在资金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同于危机中的也不是危机后的。认识后危机时代的特点对于我们度过这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2、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变革。

度过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下面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后危机时代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改革。在这个时期,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为解决危机的根本问题做好准备。刚才为什么要讲危机发生的背景?认识这一点,是要更清楚认识这一危机背后的局面。因此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正常危机来说,它提出的挑战有长短期的,但应更重视长期的,为什么?这与社会特点有关,有很多国内外学者,忽略了中国的体制的因素。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善于解决长期的问题。短期的问题,即使非常严重,在中国最后都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是个动员体制,政府的力量很强大,能在短时期内把社会的资源动员起来,来解决问题。

拿去年来说,北京奥运会,我们开得很漂亮,有人说空前绝后。当时有人说要开成这样的奥运会得有两个条件,第一要人多,第二要钱多。世界上同时有这两个条件的国家不多,很多的国家开不成,中国就能开成。但去年还有一个小得多的事,就是三鹿奶粉问题。广义上说是食品问题,假冒伪劣的问题,这就解决不了。奥运会能开得漂漂亮亮的,而假冒伪劣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那是因为这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能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欧洲小国家让他开这奥运会,打死怎么也开不成,但如果是食品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很好。这可以看出体制不一样,各有所长,所以这体制的能力对于判断中国很多问题非常重要。

对于危机来说,我们认识这体制的特征的意义在哪里呢?短期的问题一时看起来很重要但却不怎么严重,像去年对外出口下滑,GDP、税收、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滑,一时之间问题很严重,但明白了中国的特征就知道这比较好办。很多人经常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见底,我从来回答一句话,听中国政府的;第二是保八的问题,刚提出来,金融危机的时刻还能保八吗?我的回答就一个,相信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结果是半年过去了还真的保住了,经济也真见底了。我们的体制就是有这能力。

所以在危机开始时,主流观点是非常悲观,说是只有三十年代大萧条才能相提并论。但是我在去年秋天就讲,这是一场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危机。现在数据好了,一些主流的观点就非常乐观,但我看未必。为什么呢?短期的问题好办了,背后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背后的问题就是造成这个危机背后的原因,也是门槛过不去的问题。那什么东西使这门槛过不去?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比保个八保个九难很多。

哪些问题?至少说五大问题,就是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过那个坎,尤其是后一只脚要过那个坎,至少得有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解决不了,你这危机的问题就没解决,今年是过去了,过两年还得来。所以刚才我为什么先回顾那个历史,9798年就一次,2005年又一次,现在又来了,原来是在西方周期性的,现在已经周期到我们这儿来。一定得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得解决过这个坎的条件。

刚才说了至少得五个条件,哪五个条件?

第一个,城市化。一个社会要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最起码的要求,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社会已经大量的生产房子汽车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口还在农村,说这个社会就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怎么可能。所以首先得有这个条件。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美国的城市化的比重就是百分之五十,第一次达到50%。但是我们想下我们自己,我们80年代开始迈这个坎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的比重30%都不到,到现在我个人的看法,也就是30%出头。有人说不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45%46%,那是把流动人口都算进去了。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不是城市人,和耐用消费品无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动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更不如纯粹的农村人口。纯粹的农村人口,你想想他四五口人在农村过日子,电视小了还想换个大点的,现在是当家的出去打工了,一年回来一趟,小孩老往爷爷奶奶家跑,换一个大一点的电视的想法都没了。所以你就看我们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迈这个门槛的时候,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

都是人类,到了一个阶段就要解决一个阶段的问题,我们说是中国特色,我们离井不离乡。离井不离乡,到时候你想形成耐用消费品市场更没有可能,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们十三亿人口,一半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哪有那么多城市?其实关于城市的容纳能力我们估计远远不足,有的同志可能不相信,这儿我举个例子。就拿北京来说,十几年前如果有人说北京这个城市还能再装进四五百万人来,谁都不会相信。但是十几年的时间四五百万人住进来了,住进来怎么样?住进来就住进来,挺好的,还找到生存的机会了,找到饭碗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整个社会在城市化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是有严重偏差。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们得保一个城市,这一个城市得漂漂亮亮的,非常的现代化,对不对?然后得为了这个,我们得把绝大多数的人口给挡在农村,同样的问题在城市就叫问题,在农村就不叫问题,就眼不见心不烦,对不对?我们整个社会对城市化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各个城市的领导人,现在都成了一个美学家,审美的品味都很高。由于审美的品味很高,千方百计的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是美轮美奂,但是弄了一个很大的落后的农村。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城市更主要是人住的,得给更多的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是呢?我们这个城市——我经常打比方,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有点像什么呢?把一个烂泥塘改造成一个水泥底儿的游泳池一样,你说漂亮比原来漂亮,你说卫生比原来卫生了,你说游泳方便比原来方便了,但是小鱼小虾也没有了。一个城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马路越拓越宽,现代化的设施越来越多,绝不意味着在这个城市当中穷人找到一条生路比过去更容易。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反思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大大加快推进城市化的时候,而城市化的本身就会创造大量的需求,我认为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起码的基础设施。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当然首先是钱的问题,没有钱肯定是买不起这东西。但是不管这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想像,我们很多耐用消费品实际上是受到了基础设施的限制。最简单的说,洗衣机你至少得上下水,我们农村地区有多少地方有上下水?热水器你要怎么用,至少除了上下水之外,你还得有个差不多的卫生间,这个我们农村的厕所有多少能放热水器。所以我们现在家电下乡,洗衣机、热水器的销量就提不上来。为什么呢?我们整个农村洗衣机、热水器的保有量是很低的。为什么低呢?完全是财政问题吗?不完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基础设施的限制。现在汽车下乡,推广农用车的使用,马上又是道路条件的限制,所以这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往的任何时代对基础设施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房子汽车的时代,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基础设施又是和城市化连在一起的。我们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分散在局部,家家都上下水,村村都黑色路面,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第二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可以说是硬件条件,但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光有这两个硬件条件是不行的,还得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是消费信用制度。消费信用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按揭、分期付款这样一种金融制度,这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不可少的。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和柴米油盐的消费是两种不同的消费模式。柴米油盐生活必需品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数量多和单价低,消费起来没弹性,粮食我们一个人一年吃几百斤,一斤一两块钱,肉一年吃几十斤,一斤十来块钱,而且这东西是生活必需品,你不能不吃,粮食不吃就饿,肉不吃就馋。耐用消费品不一样,数量少、单价高,一套房子动则一两百万。在北京,五环以内一百万除了一居室,两居室都买不到。你马上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昂贵的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和你有限的收入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但中国有,就是美国、欧洲它也有。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不说了,最直接的那就是消费信用制度。你可以分期付款,你可以把一辈子可能挣的钱提前一次性的花出来就买这一两件东西。生活必需品时代用不着,买袋米买袋面买个排骨先到银行去做个按揭,做完按揭之后回来再拎这排骨?不会的。但是现在这东西必不可少,所以一个社会,消费信用制度发展得如何,就直接决定你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有了,但是我们用的面是很窄的,我们现在也就买房是用这种制度。你就是买车,虽然各个4S店都有分期付款的规定,但是很少有人去用。这个和美国比,你就能看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美国很多人不但买房买车,就是买个电视买个电脑,甚至买个手机也是分期付款,他也没有存款,一下拿出几千美元,也没有。分期付款,月底一对账单,慢慢还。这一次是玩大了,玩出个次贷危机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得有消费信用制度的发展,这是第三个条件。

这还不行,消费信用制度是不能单独起作用的,这时候如果你还有无穷的后顾之忧,还不知道怎么养老,还不知道病有没有谁给治,还不知道小孩的学费在什么地方,就是有分期付款有按揭你也不敢用。为什么我们现在消费信用的面这么窄,你买车都不敢用,手里的钱都不敢花,还去借钱买车?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必须得有个条件和它配着使用。是什么呢?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了,好像不陌生,但是你把社会福利当做什么东西?把社会保障当做什么东西?我们想想这么多年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更多的是当做一个工具去看的。经济发展了,总得让农民、穷人也得过得去,但是如果这么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还可以悠着一点来,将来经济发展水平高了,我们再搞得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把社会保障看作是过这个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你现在有条件得搞,没条件你也得搞,没条件创造条件你也得搞。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当时没有人搞社会保障,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一团糟,财政收入的状况一团糟,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搞社会保障。为什么?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买你的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是第四个条件。

这还不行,所以这个坎为什么这么难,条件和要素非常的苛刻,还得第五个条件。什么条件?到了这个时候贫富差距还不能太大。我们可以想象,富人是能够消费你的房子、汽车、家用电器,但是富人的数量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就靠他们能够使得广大的带动效应变得持久吗?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得让中产阶层能够成为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它还得规模不断扩大,这又是一个条件。但是到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这中产阶层不是你说让它大它就能大的,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靠什么?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它的产业结构。它就靠坐在办公室里,光对着计算机的白领就把中产阶层给撑得差不多了。

但是中国十三亿人口,高等教育是这样一个普及的程度,产业结构又是这样一个产业结构,你中产阶层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我前几年在研究北方规划的时候,当时我曾经提过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现实一点儿的。什么想法呢?当时我心里就说,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的熟练的技工,然后让技工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者的一部分,哪怕是比较靠下的一部分也行。这一点我觉得有两个好处,一个可以改善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让我们的社会当中的柱子能够大起来;第二个,有利于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造就大量的熟练的技工。换句话来说,欧美走的路子,是靠白领把这个中产阶层撑起来的,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唯一的出路得通过培养技术熟练的工人,也就是蓝领来扩大我们的中产阶层。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途径,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阶段,可以理解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说你今年保个八,明年争个九,后年可能又是两位数的增长,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的真正的挑战是要解决怎么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

为了解决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过这个门槛,我们要创造这一系列的种种的经济和社会的条件。美国当时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这几个条件不好,这坎过不去,我们今天的问题可以说,也是同样如此。所以现在,我们学了半年多的科学发展观,这科学发展观,我个人的看法不应当是空的。科学发展观应当解决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这些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怎么过这个坎,为了过这个坎创造哪些条件,应当是科学发展当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从这样一个危机的背景下来考虑,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3、调整社会中的利益结构是解决内需问题的前提。

第三个问题,要解决利益结构的问题。刚才我们讲,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创造五个条件。而在这当中,或者从中国的现实来说,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利益结构的问题。我为什么说要有一场社会变革?没有社会变革这坎过不去,而这个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含义,是调整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寓言性的故事,这个故事也不是个我编的,是网上有人编的,但是我觉得编得很好,我就拿过来,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假设有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然后来了一个投资的矿主,雇一百个工人给他淘金,每年保底赢利是1000万,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这个老板每年把这个保底1000万的一半当作工资给工人发下去,100个工人500万的工资,一人一年是5万,一个月是4000多,这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了。他有了这个收入就可以在这儿娶妻生子,安家立业,这个地方就有了100个家庭,有了100个家庭也就有了100个家庭的需求,需要房子,需要饭馆,需要商场,需要电影院,需要学校等等,这老板还剩500万就可以在这儿投资,盖房子、开商场、开饭馆、开电影院、办学校等等。这样,每年老板得到的也不仅仅是500万,还有投资的收益。而工人在这时候他已经结了婚了,有了太太,他太太就可以在这些新的行业中就业,过去是一个人挣钱,现在是两个人挣钱,收入也增加了,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5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10万人的繁荣的小城市,它就可以自己发展下去了,这是一种情形。

在同样的条件下,可能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这个老板不是把1000万的一半,而是把1000万的10%当作工资给工人发下去,100万工资,100个工人,每个人一年是1万,一个月是800多。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很低的收入了,这个收入工人没有办法在这里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只能住工棚,维持最低的消费。这时候老板是剩得比原来多,原来是剩500万,现在是剩900万,但是可有一条,你要想在这里投资没有可能,因为这里没有这需求,大家的收入都很低,不但投资不可能,你就是把钱放在那儿都不安全,大家收入都很低,都是穷光蛋,满眼都是穷人,对不对,弄不好就给你偷了抢了,所以他的钱也就不敢放在这儿。不放在这儿,干什么?转出去,买房子。50年的时间过去,这个地方的矿挖完了,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矿一挖完,矿主就带着巨款走了,这个地方也就荒芜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寓言性的故事,但是讲得很好。为什么好?这两种情形其实就是中国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究竟我们会是第一种模式、第一种情景,还是第二种模式、第二种情景,可以说还在未定之间。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没问题,那中央也不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之所以提出这些理念,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中央这几年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有人愿意把这些事情理解的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把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放在这个故事里去理解,就会有种不同的感觉。我们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真正地去争取第一种模式、第一种情景,避免第二种模式、第二种情景。我觉得就这一点做到了,把这问题解决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主要问题就解决啦,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利益关系的问题。

其实现在中国的利益关系,美国当年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也遇到过,之所以会发生,就是那个坎过不去。现在看两个数字,大家可能会有所感觉。第一个数字是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1%的富人当时拥有的财富是多少?1922年美国 1%的富人拥有31.6%的财富,1929年到了36.3%,也就是说百分之一的富人拥有三分之一的财富,发展的成果有相当的一部分到了少数人的手里。就是当时美国的现象,我们中国今天情形大体类似,但是细说起来一言难尽。美国不管怎么说,当时还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我们的问题是小数点前面一位都没有。所以现在大家就瞎说,前一段时间网上炒一个数字,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说中国现在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当时美国还严重得多,但这个数目我不太相信。我更愿意相信一个比较温和的数字。什么数字呢?20%的人拥有70%的财富,70%的人拥有20%的财富,这个就大体靠谱了。中国几个大商业银行每年都有调查,前几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家庭财产调查,证明这个格局八九不离十。

第二个数,当时的美国大萧条发生以后,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霍普金斯做过一个估算,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一个普通的家庭要过一个很一般的日子得需要多少钱?他的估计大概要两千美元。但是按照他的估计,美国当时有60%的家庭年收入到不了两千美元,也就是大萧条以前美国的生活是红红火火,但是60%的家庭年收入不足以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这就是美国当时的情形。把几个数字也可以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很容易看到问题之所在。第一个,当时一个美国家庭一年的收入是两千美元;第二个数,60%的家庭年收入到不了两千美元;第三个数,大萧条发生时,一个工人平均的工资大约5060美元;第四个数,大萧条的时候一头猪最便宜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两美元;第五个数,一架收音机,当时100120美元。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可以说和今天的中国一样生产能力极强,把大量收音机生产出来,已经不是问题。但我要问一个问题,收音机大量生产出来了你卖给谁啊?如果一个工人来买,两个月的工资一个收音机;一个家庭来买个收音机,一年的生活费用的二十分之一就没了,那么这一年的日子就会过得很艰难;如果一个农民来买,你得赶五六十头猪才能换回一个,还不如把猪杀了,吃猪肉呢。

刚才我们讲到2007年中国汽车产量1300万辆,这1300万辆哪来的?是所有的汽车生产企业加足马力只能生产1300万吗?不是。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的。外需500万,内需800万,加起来就是1300万。为什么13亿人口只有800万呢?所以利益关系、利益结构是要讨论的。刚才我们讲20%的人拥有70%的财富,70%的人拥有20%的财富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如果从理论上来讨论是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你再讨论十年、二十年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但是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这种利益格局之下,你的经济怎么才能转下去。最简单地说,拥有70%的财富的这20%的人,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富人,这边房子有了、汽车有了、高档电器有了,需求已经是饱和状态,然后拥有20%财富的普通家庭情况正好相反,什么需求都有,就是没有财富。你想一个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一边是有钱没需求,一边是有需求没钱,你的市场从何而来?需求从何而来?所以现在的中国经济为什么走不下去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发生这么一场危机?利益关系、利益格局有着直接的关系。

4、妥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所以现在可以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调整利益关系的时候。这利益关系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中国的事情,一定不能把复杂的问题说得更复杂,把简单的问题更复杂化。这个背后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我们都不会说,我们就说两个最直接的症结。

今天的中国和30年代大萧条的美国可以说,症结都在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在什么地方?血汗工厂制度,劳动者的收入太低。当时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劳动者的收入也是很低的,低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老福特这个人,他在大萧条前的15年——1914年的时候做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在其他汽车企业工人的日薪是1美元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人的日薪提到了5美元。这件事,是我们讲企业社会责任经常讲到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可以反过来想,一个企业可以把工人的1美元一下子提到5美元,这说明原来的1美元压得有多低,要不怎么一下子就能从1美元提到5美元呢?然后你再算一个帐,在1914年的时候,当时低的日薪1美元,一个月干25天才25美元,而在老福特这儿,一个月可能都超过了100美元。在这之后的十几年,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十几年,但是到了1929年前后,工人的平均工资才5060美元,增长得非常缓慢。我们原来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不也是这样吗?我有一个朋友,经济学,他原来算过一个帐,我们在珠三角发展的前十几年当中,年工资只增加了68块钱。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一次金融危机当中通用破产,直接的原因之一和通用的工人的工资有关系。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知道通用凡是加入了工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十四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教授平均工资的1.5倍,这是通用工人的工资。然后我再说一个问题,美国在各个行业当中工人的工资最高的是哪个行业?你要从中国国情来猜,不是金融业就是IT行业。美国哪个行业最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窑工,挖煤的、挖矿的工资第一,采掘业的工资第一。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可以看到劳动的工资达到了另外的境界,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中国应当说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你仔细想一想,你这几年买的东西当中,真正是美国原装的、美国本地生产的,你能回忆些什么呢?我们可能都回忆不出什么东西了。这波音还可能是原装的,零件还是各地生产的,日用品当中我们很少用过美国的东西。美国那么大一个经济体,中国这么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为什么还没怎么用过美国的东西?说明什么?美国的东西出口比重是很少的,他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很低。靠什么呢?就是靠内需,最主要是自己的内需。而内需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劳动者的手里,任何社会当中劳动者都是多数。而我们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我们一年创造的全部财富当中劳动者究竟能拿走多少?大家算来算去不过45%左右,就是把该算的不该算的都算上也就是50%,但是按照同样的计算,美国的劳动者现在能拿到多少?60%75%。最近几年我们是43%、42%,最低39%,就算40%还不是全体劳动者都能拿到的。垄断部门的职工占中国职工总数的8%,垄断部门职工所有工资加在一起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5%。你想非垄断部门92%的职工拿到的是多少,你拿什么去消费?所以最近几年中央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分享式发展。分享式发展,我理解最主要是劳动者分享,但是如果没有具体机制,分享式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的问题。美国当时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农村的情况非常的差,但是它是其他原因导致小农场破产的。按照道理是不应该的,美国不像中国人多地少,美国是地多人少,但是为什么美国当时的情况会这么惨呢?大量的国外农产品进口牵动了美国的市场。加拿大、欧洲的一头猪最便宜的时候2美元,不完全是大萧条的原因,和国外农产品冲击有直接关系。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是这原因呢?中国的问题是直接的,就是城乡差距。说城乡差距,我们要改变过去的一个惯常思维,就是整个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城乡差距,我们严重点而已。我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说几个数字大家会有点印象,整个世界平均城乡差距是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有限,像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基本城乡差距会小点。整个世界是这样,中国就有点一言难尽了,有说得高的,有说得低的,说得最低的是3.3倍,说的高的十几倍的都有。但是,现在被人们比较广泛认同的是6倍的说法。6倍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绝对的世界第一!老二是谁——一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多少?3倍。各位想象,世界平均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有限,然后老二是3倍,我们是6倍,可以说独一无二。

我们就反思,反思咱们是怎样弄到6倍的?光靠市场是不行的,一定得市场和政府两个一块使劲拉才能拉上去,对不对?所以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卡在什么地方?卡在这里。包括我们今天说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这话:“我们13亿人口是个巨大的市场”。是吧?外国人一愣一愣的,谁也没见过有13亿人口的市场。但是你真有这市场吗?你何至于满大街的跳楼价、吐血价,很多的商品卖不出去?何至于这么严重地依赖对外出口?你没有这个市场。为什么呢?你人口是13亿,但满打满算农民是九个亿,除了两个亿的富裕农民之外,六、七个亿的农民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时代,不是这个市场的组成部分,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是和这个状况有着直接关系。这个事情就已经够麻烦的了,但是真正的麻烦还不是这个事。真正的麻烦是,收入相差六倍的两拨人要面对同一个市场,面对同一个市场的同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是比照城市的收入确定的,这是最麻烦的。

比如说教育只有一个市场、只有一个价格,医疗只有一个市场、只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按照城市居民的收入来确定的,但是两部分人要面对同一个价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阑尾炎手术,在北京是五到六千元一次,我估计泉州也得在四千到五千。我问过全国不下三十个县的阑尾炎手术费用,只有一个县的费用在一千五以下,其它的都在两千五以上。然后,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农民做阑尾炎手术也得到县城里来,然后做完之后还得有人在这陪着吃,陪着住,最后也得三千块钱。但是,一个农民拿三千块钱和一个北京的市民拿五六千块钱做这个阑尾炎手术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看出现在的上学难、看病难,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有人说,农民收入低。农民收入低?就这么简单?文革的时候收入高吗?我们年龄大一点的都会有点印象,那时候农民看病不说比现在容易,那也得看看比现在难多少呢?文革的时候收入高吗?我查了下资料,一年人均纯收入八十多块钱,现在四千多,怎么四千多的时候看病比八十多块钱时还难呢?城市居民的收入这么高,农民的收入这么糟,然后医疗的价格跟着城市的居民的收入走,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就越靠不近。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就农村来解决是解决不了的,只有在城乡关系的背景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中国的事情千万不要把它复杂化了。不要说那些背后深层的问题,进入这两个问题是最直接的,你把它解决了,中国的事情大部分解决了。所以现在我们讲科学发展观,用不着那么复杂的内容,你就把一个劳动者的收入问题,一个农村的问题好好科学科学,好好发展发展,中国的大部分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中国后危机时代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趋势,妥善解决社会保障和社会问题。刚才我们讲了,劳动者的收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央也提出,分享式发展,让劳动者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怎么分享?计划经济体制下好分享,那时候所有人的工资都是国家定的,国家想让谁分享,就给谁提供。现在工资已经不是国家定的,市场经济了,怎么分享?所以,我在大约四五年前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局势,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得提出来了。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说,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过去30年的最大成就,我个人的看法是建立了市场经济基本体制,经济发展只是它的成果。但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已建立的这个市场经济将会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什么是好市场什么是坏市场?我在2005年时写过文章,我说有三个标准:第一个,从经济上来说,市场经济本身如果说是完善的,将会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是一个不完善的将会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第二个,从法制上来说,这个市场经济如果有一个好的法制基础,将会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制基础,将会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第三个,从社会上来说,它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和它相配套,将会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和它配套,将会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是建立市场经济,今后30年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使这个市场经济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在这个时候,政府能够起的作用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是有限的。所以市场经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有一个梦我们就不要再做了,说政府能够有一个完美无暇的政策,这个政策能够无微不至地关注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没有可能!在更多的情况下,政府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的机制非常地重要,这个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要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比较公平的利益分配,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可以想象这么多年,中国的利益关系是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吃亏的人永远吃亏,占便宜的人永远占便宜,所以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是政策的失误问题,而是不同的群体它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有的很强,有的很弱,强的永远占便宜,弱的永远吃亏——你得解决这个问题,得重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包括相关信息的获得机制、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利益要求的凝聚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还有矛盾调解的仲裁机制。

政府在这当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机制主要是社会的。这些东西将来都得建立,如果这些东西不解决,利益关系是调整不过来的。但是在社会当中有一种误解。有人说,这利益关系是得建立了,劳动者的收入很低,劳动者的权益经常受侵犯,争取点自己的权益也是应该的,但是争取归争取啊,你有什么要求你跟党说呀,你和政府说呀,你别游行示威,这不就会乱了吗?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弱者争取利益必须得有施加压力的行为,因为弱,他得施加压力,光靠说是不行的。中国拖欠农民工资最多的时候拖欠了1000亿,相当于几百万个农民工流血流汗一年的钱。没人说?报纸整天都有说,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得有施加压力的行为,游行、示威、罢工,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施加压力的手段。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从常识上都知道,两三岁不懂事的孩子都会知道的。假如说:两三岁的孩子向他妈说,你给我钱我去买根冰棍,他妈说,没有,一边好好玩去,这时候你就好好玩去了,你想这根冰棍还能有吗?这小孩都明白你得施加点压力,你得倒一下,哭两声,这两冰棍才能有啊。游行示威是什么?就是倒一下,哭两声,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但是你得规范点,大人还着急出门,出去着急办事呢,你还在地上蹬腿没完,那肯定不行。你得规范点,但是这种事必须得有,没有这种机制,将来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那就麻烦了,你得有这种紧张感。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转换这种思维。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的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均衡的机制、表达机制的条件。现在我们是倒过头来,走向了死路上,越是维稳,越大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利益越是不能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越是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越是尖锐,就越难解决——这已经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社会矛盾,绝大多数都是利益均衡问题,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利益均衡的问题。我们要制止它,要从制度上来规范和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为什么要用社会变革作为这期的题目?现在可以回顾一下看看,30年代罗斯福新政,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更重要的是调整利益关系、实行社会变革,正是通过这样一场变革,它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然后有一个新的社会支撑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这样才算真的走出了这场危机。有人对新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有一点你是不能否认的,二战之后,西方的周期性生产过程危机消失了,说明不是在这解决的过程,而是它的制度的创新。一个社会的变革,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也是由于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其实我们同样也是需要一场社会的变革。这场社会变革的重点是要利益关系调整过来,使我们利益关系真正能和谐。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经济才有一个良好的机制。所以,中国很多的问题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这背后是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