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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对策

时间:03-20  来源:  作者:

 

    编者注:本文根据蔡昉研究员在“华大讲堂”首场报告的内容整理而成,有所删减。

 

 

今天,我主要讲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以及一些对策。这些对策其中有一部分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外向型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的问题,一部分是涉及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我想对泉州有一定的针对性。就业问题是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些年,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两会期间,大家对就业问题高度关注。我介绍一些背景和情况,可能和泉州不是完全一致,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

我主要讲6个方面:

第一,当前就业形势。我想把就业形势从全国的情况做一个概括,有一些指标没有官方的说法,我做了一些个人的估计;

第二,就业冲击的新特点。我们来描述一下中国目前就业的新特点,特别是说这次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它影响的中国经济和上一次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第三,防止“无就业复苏”。这是最近我比较积极呼吁的一件事,就是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无就业的经济复苏。美国已经显示出来经济GDP增长有所恢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形;

第四,保增长与保就业。我想谈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保增长,保8%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为GDP而为GDP,它的目的是保就业,从而达到保民生、保稳定的目的;

第五,大学生就业问题。在大学里讨论就业问题,我们很自然地会涉及到一些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第六,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我们谈一谈与政府在扩大就业中责任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当前就业形势分析

 

我们先看一看当前的就业形势。先看下面的一个图表:

这个资料稍微有点老,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趋势。这个图表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88个城市的信息收集点收集的信息产生的。这些信息收集点收集的信息,通常会塑造出一个指标,叫求人倍率。求人倍率的意思是说,以这个市场上能够提供的岗位作分子,求职的人数作分母。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指标相比,如果是1的话,就表明劳动力市场完全匹配,供求完全平衡;如果是大于1的话,就说明劳动力市场很宽松,岗位比较多,甚至有缺工的现象;如果小于1的话,就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受上个世纪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也是我们国有企业加快改革、宏观经济相对不景气的一个时期,因此我们出现了大规模的下岗失业现象。应该说中国自实行计划经济以来从来没有过那么严重的现象,累计大概有三、四千万的工人下岗失业。因此,图表中,数据开始的2001年,求人倍率低到了0.5,也就是说分子小、分母大,很多人找工作比较困难。但是从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标一直是上升的,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2007年。而且,实际上这个数据是比较宏观的全国数据。过去为了分析问题,我们也使用过他们的原始数据,计算的结果实际上到后来都是超过1了,已经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了,全国也有这个现象。

但是,去年这一年陡然地从0.98一下跌到了0.85,也就是说多年来,或者本世纪以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指标的下降,去年这一年就迅速地下降。而且我们要再细看,实际上是最后两个季度迅速跌下来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总体上来说,我们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一下子到去年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下滑,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又重新变得紧张起来,这是一个劳动力供求的信息。归根结底,我们说,劳动力市场状况怎么样,都是要用失业率来衡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图表。

下面这条线是官方提供给我们的失业率,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有几个特点:第一,至少在本世纪以前或2003年以前,这个数是不反映劳动力市场真实状况的。我们知道,1997年我们遭遇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就跟今年一样,朱镕基总理提出经济增长要保8%,我们最后实现了7.8%,没有实现8%,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相信。比如美国匹斯堡大学有个教授叫托马斯·G·罗斯基,他到今天都一直在说,说你们1998GDP的增长速度绝对没有达到过7.8%,充其量是2%,甚至还有可能是负数。我专门为此写了英文文章跟他辩论,当然现在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那几年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失业率最高,下岗工人最多的时候。但是我们看看9798992000年,我们的登记失业率都是3.1%,因此那时候很多人认为这个数据不对,作了很多的估计。

为什么这个数字不对?其实也有道理,并不是说这个数是假的,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失业保险制度,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失业保险制度,叫做下岗再就业中心,同时我们给他下岗补贴。凡是符合下岗补贴身份的人就不再登记失业,因此登记失业只反映一部分人,所以它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0102年我们实行了并轨,就是把下岗的人消化掉了,有的再就业了,有的到了退休年龄,还有的没再就业的就把他纳入到登记失业里头去了。这样呢,两条轨道并了以后,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其实慢慢开始改善了,但是这个指标反而提高了。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说法,它越来越和劳动力市场真实状况相关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官方的指标。

那么,还有一个通用的失业率,叫做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是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的,但有相当多的国家接受。他按照相同的定义、做相同的调查,得出来的不同的数是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从96年开始,我们国家统计局就开始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定义做这个调查了。但是当时失业率的数不能随便的公布,担心太高了会影响老百姓的信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当失业率攀高的时候,老百姓看到很多人下岗了、没工作了,但是你还告诉人家是3.1%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家就不会相信。那么不信怎么办呢?学者们就要瞎猜,瞎猜的结果呢(我当时就已经开始做劳动问题研究了,我注意到国内外学者都在猜)?有说百分之八的,有说百分之十几的,甚至还有说百分之二十几的,最严重的有人说东北地区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因此,如果为了怕老百姓失去信心而不公布或者少公布,就会引起人们的猜测。而瞎猜的话,可能就会把失业率估计得更严重,反而更不着边际了。

但是既然有这项调查,他们又始终不公布,我就有意见,我就在各种场合批评他们为什么不公布,或者说至少你应该给我们做研究的人来用吧。后来有一位统计局的人在一个比较大的会上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公布了不同的基础信息,你要是真愿意研究的话,你自己去琢磨吧。在这之后,我花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把它琢磨出来了。因此,从此以后,我每年估算一个调查失业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蓝色的这条线是调查失业率,是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我们知道,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高达7.6%,那么在这之后呢?就没有那么高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下降,下降到2005年以后,我们的数据出问题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就没法用这个数了,我就采用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说法,说这个指标的大致变化趋势跟登记失业率是一致的,但是比登记失业率高一个百分点左右,从蓝色的线就变成红色了,变成了估计。去年,是一种特殊的估计,我用了一些间接的办法,包括用国外的就业与增长的相关关系,做了两个模型,我的推算是去年的真实的失业率是在前年的基础上涨了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前年是大概百分之5的话,去年就是百分之六,这是我对目前的失业率的一个估计。这就表明,我们真正的失业率去年一年也是大幅地攀升了,也就是说02年以后的第一次回升。这也表明了,我们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失业现象是什么性质的?其实,失业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失业是因为不同原因造成的。因此,人们定义失业率的时候有不同的说法,通常有三种:一种叫周期性失业,它是和经济周期相关的,经济增长快、开工足、雇佣旺盛,失业率就低,反之亦然;一种叫摩擦性失业,指劳动力市场摩擦,一个人他放弃了第一个工作,在他找到第二个工作之前,他就处于摩擦性失业;还有第三种,就是说我想就业,也有人想雇人,但是我的技能与我所能见到的岗位不匹配,所以在结构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的地方,因此我也会处在失业状态。去年开始的这一轮失业,是非常典型的周期性失业。请看这个叫PMI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东西。它里面可以分解成产出指数(就是目前的产出和上一个月比)和就业指数(这个月的就业和上个月来比)。从下面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产出指数和就业指数是同步往下跌的,这说明,我们的就业出现问题了,它和我们的生产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认识到失业的周期性质,可能对于我们应对失业是有帮助的。

 

 

 

二、就业冲击的新特点

 

前面讲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大致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还要认识一下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就业冲击有什么特点。其实我们看报纸、看新闻会发现,最近出现的是世界性的失业现象。造成严重的失业是全世界的现象,但是,解决失业问题却不是全世界只有一种办法,不同的国家肯定要有不同的方式。两会后,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讲过,西方现在的危机是金融问题,是直接的金融危机冲击。我们金融没有问题,国家也没有拿钱去补银行,我们是因为金融的问题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行业,进而我们的实体经济遇到了问题。因此,很显然我们解决失业问题也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些什么特点,先看一下下面的图表:

如果我们学劳动经济学,按照教科书来认识就业问题,标准的教材会告诉我们说,任何一个潜在的劳动者或劳动年龄人口,一定是处在三种状态中的一种:第一种状态就是就业,你有工作、有报酬;第二种状态就是失业,你没有工作、没有报酬;还有第三种状态就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你自愿地不想当劳动力了,虽然你是劳动年龄人口,但是你不想。

那么这三种状态,在我们进行劳动力市场调查的时候,是怎么定义的呢?通常,我们会从全国随机抽取十几万个样本,如果凑巧的话,我们就会有谁的家庭被抽中成为一个调查样本。调查员会问你几个问题来确定你是处在什么状态。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一周内你有没有过一小时以上的有报酬的工作?如果我们恰好在过去一周内干了这个工作,只要一小时以上就行,他就说好,我给你写上,你就叫做就业。如果我们凑巧没有,我就会问调查员说我是不是失业啊?调查员说不是,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过去的两个月内有没有积极地寻找工作?这个是你的就业意愿,假如你说我没有,我想工作,但是两个月我都没有积极的找工作过,那么很显然说,你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如果你积极地去找工作了但没有找到,你会问我是不是失业了?调查员会说还不够,还要问第三个问题,就是假如现在有一个工作,你能不能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内就到岗?假如有人说不行,小孩还小、还要照顾他呢,那这也叫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满足了三个问题,才叫失业。这是标准的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我说的也是标准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也已经被国家统计局所采用了。

但是,我们再细看,我们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那么简单吗?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就业、那个人是就业,也可以说这个人没工作、那个人没工作,他们的就业和就业是不同的,他们的没工作和没工作也是不同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表格中的情况。首先,我们有城镇的正规部门的就业,比如我在国有企业工作,我在很正式的公司里上班,在一个厂子里有固定的工作,有劳动合同,有社会保障。那么还有呢,城镇的失业,我有本地的户口,我就去登记一下,我领取失业保险金。但是,在城镇或其他非农产业,非正规的就业其实比重很高。目前在城镇,即使不包括农民工,也有百分之三十是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甚至企业从来没把他们写到过职工花名册上去。农民工绝大多数,至少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非正规就业,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等等。很显然,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东西,其他国家就没有。农民工没工作以后,相当多的人并不能得到失业保险和就业扶助。

有人说,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没了工作以后,还可以回到农村去务农。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务农有一类是长年在家务农,还一部分是返乡农民工。那么,返乡农民工就出现问题了,有的人可能真回去要干农活,但是我们目前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已经没有土地了。我看过一个调查,大概全国在农民工中没有了承包地的人大概有一千万左右;还有一类农民工,他只是父母是农民而已,自己从来没干过农活,也从来没想过要干农活,这些人叫他回到土地上去已经不可能,他们构成了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特殊的困难群体。因此说我们有相当多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相当多的农民工就业问题,他们不被统计所覆盖,统计局的人找不到他;不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不享受低保、没有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不被城镇的就业扶助政策所覆盖(很多政策是针对当地居民的),社区找不到他们,工厂也找不到他们。他们变成了流动中一个人群,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问题,同时也不同于上一次我们遇到的问题。上一次即九十年代后期主要的就业问题是下岗的城镇工人,这一次变成了更多的是非正规的就业群体,相当多的是农民工。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部门做的调查。根据调查我们看到,农民工春节前因为没了工作提前回去的是2000多万人,大概占一亿三千万农民工的15%左右。我们进行的投入产出表分析表明,去年仅仅因为我们的出口减少而导致非农就业减少了1700多万的就业岗位,这跟那2000多万就非常接近了。其中,服务业有600多万,制造业接近了1000万。这是我们推算,仅仅因为外向型经济受到的打击就造成了这些。我想,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或者说主要的部分是落在了农民工的头上。那么农民工是什么?关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我一直想做一个概念的厘清,也就是我们遇到的就业难题主要是青年就业的难题。农民工是青年、大学生也是青年。因此,把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归结到青年问题上,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也有助于我们采取合适的手段去扩大就业,扶植就业。

从上图可以看出,按照有关部门作的调查,在农民工中,16-20岁的群体占到了18%,再加上21-25岁的群体,就达到了45%,再加上26-30岁的群体,已经是60%多了,因此他们主要就是青年。如果说40岁以下也是青年,就是超过了80%

农民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流动人群。他的打工地和他的户籍所在地在地理上是分割的。所以他没了工作,就没有必要在那儿待。但是如果他回到农村,他已经不被接受了,那儿也没工作,他也不再愿意回到土地上,因此他们可能处在不断流动的状态中。这也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一个问题,2009年我们要保证力争实现8%GDP增长速度,那么为什么是8%?我们看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都在讲说中国不能低于8%,为什么呢?因为低于8%,就解决不了每年两千万人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了证明这点,我们来看一下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看下图:

我们看这条线,是从1991年一直到2007年我们每年的GDP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看到,其间分三段,1996年以前,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大概平均达到了11.9%;上一次金融危机期间,也就是1997-2003年之间,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平均就是8%;最低的那年呢,1999年,低于8%2003年以后,我们逐渐又恢复了,经济增长速度又高,平均达到了11%,特别是说2007年是非常高的。GDP增长速度有高的时候,也有低的时候,也有在恢复的时候,这些年平均是11%

但是,整体的就业增长,如这两个框图所示,一直是在增长的。虽然总量和增长率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就业的结构变化了。我们看一看,深色的部分,是表明正规部门的就业,国有企业,那些注册了的公司,统计上都能统计出来。浅色的部分是那些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常规统计上甚至显示不出来的就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关系,在经济增长速度很高的时候,正规就业增长快,占的比重也高;经济增长下滑了,正规就业的绝对数减少,但是非正规就业急剧增长,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弥补了正规就业的损失。当经济恢复了以后呢,实际上,非正规就业还在增长,但是正规就业也开始恢复。这就提示我们,我们扩大就业虽然不光是靠GDP,但GDP的确也很重要,我们三个时期都没有低于8%,大部分年景我们都不会低于8%,确实8%应该说是一个边界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更主要的是不能忘记了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渠道的作用。因为我以前没有来过泉州,来了泉州后我跟华大的几位同志也聊了,我觉得泉州是一个就业比较灵活的城市,所以恰恰可能泉州到目前为止遭遇就业冲击的程度会比较低,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但是我跑了珠三角、长三角(应该说长三角比珠三角要好,江苏比浙江也好),整个这两个三角洲地区的就业问题都非常突出,已经表现得比较严峻了。当然了,因为我们目前就业的一些特殊性,特别是农民工是当前遭遇就业冲击的主要群体,而农民工又是以青年为主,这些人思想活跃、流动性强,我们也知道他们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风险。因此,我们把农民工做为我们未来就业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瞄准对象,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曾经专门开过会讨论农民工就业问题。政府工作报告里头讲的就业群体也主要是三大群体,一个是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农民工。因此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在看到了农民工面临的这种不被统计所覆盖、不被社会保障所覆盖、不被就业扶持措施所覆盖的困难的情形,最好是有意识地去把我们的统计、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网和就业扶助措施向他们倾斜,这样就能够把我们的培训、职业介绍等等的政府服务以及小额信贷、创业的各种服务侧重在农民工的身上,这对于保持我们的社会安定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想有很多人会认为,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着眼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有些改革的事是不是可以搁一搁。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有些改革,有些社会建设事业恰恰具有反周期的作用,它本身就是抵御金融危机的。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我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因为有一个现象我想大家可能在现实观察中也会看到,但是没有做过统计,这些年我国城市化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应该在国际上比较来说,在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最快的一个。

下面图中的下面两块面积是城市人口,上边是农村人口,那么我们看到仅仅从2000-2005年,我们的城镇化的水平就大幅度提高了,目前大概是45%的城镇化率。但是,我把这种城市化的速度叫做改变定义造成的城市化。因为有两个原因造成了城市化的加速,第一,我们改变了城市化统计。过去,我们按照农业户口、非农户口来划分城乡,现在我们用常住人口、非常住人口来区分,也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区呆的时间超过6个月,他就是这里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工外出在城市打工超过6个月,他就被统计在城市了;再一个,我们的县变市,大城市附属的县改成直辖的区。比如,北京市最典型,北京市把顺义县改成了顺义区,顺义区下面还有很多的农民都是务农的,村委会的名字都没有改,农民的农业户口身份也没有变,但是他们都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统计定义变了,统计也变了,我们城市化速度就涨起来了,城市化水平就被提高了。

我们分析了一下2005年全国的人口数据发现,在城市人口中还有46%的人是农业户口,他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他的户口还是农业户口,这些人是不稳定的。但是,那些划过来的不说,农民工的部分假如说按照我们这次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来看,很可能就造成了城市化的倒退。也就是说今年是45%,明年也许就降下来了。我们记得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了八个“来自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这个阶段上有很大的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保证我们实现今年8%或者更持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源泉。如果城市化走了回头路,那么八个“来自于”中,至少有一个“来自于”可能就没有了。

因此,我们说这个时候不能使城镇化倒退,而更核心地就是说,目前造成城镇化不能往前走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约束。也就是说,户籍制度还决定了这些人不能变成市民,即使他们在城市打工很长时间。同时,为什么农民工失业以后得不到社会保障、得不到社会保护呢?原因也是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因此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保证社会安定,户籍制度改革是不应该停止的,我想这点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解决问题的措施都着眼于经济增长,保一个特定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原则上还是要靠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万亿的大单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跟这个重量级相比拟的改革大单。我想,在这个大单里,至少户籍制度改革是应该加进去的。

 

三、防止“无就业复苏”

 

接着我想讲一讲,我们如何防止“无就业复苏”。一开始我讲这个,有人说你是杞人忧天、无病呻吟,说我们还没复苏呢,你就讲无就业复苏,或者说,经济增长能够起来,就业就会恢复。我想不一样,我也不是无病呻吟。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大家来看,这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那么,他在愁什么呢?其实,他确实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大概在229日的时候,按照法律的规定,美联储(美国的央行),必须向国会作一次货币政策执行结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头,他预计2009年美国经济在下半年就有可能会复苏。最近也有一些新的报道称,他仍然坚持说很可能2009年就会有所复苏,但是同时表示失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2009年解决不了,甚至明年还解决不了,失业会维持在8%,甚至更高的水平上,这就是典型的无就业复苏。这种情况也不是就这一次,应该说,美国已经出现三次了——假如说这次金融危机美国又一次出现无就业复苏的话。

第一次,是1991-1992年,美国遭遇了一次经济衰退。衰退以后,1992年开始复苏了,经济增长率GDP开始上来了,但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后来人们认为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有就业的复苏,叫Jobless recovery。而且,人们最后归结说老布什之所以第二任没有担任总统,是和他经济复苏而没有就业复苏是直接相关的。第一次经济复苏以后,美国的就业比经济增长大概滞后了十几个月才恢复。第二次是2001-2002年,美国再一次经历了经济衰退,当它的经济开始恢复的时候,就业也还是没有上来,维持很高的失业率,而且这次持续的时间长达29个月,一直到了2004年它的就业才复苏。那么再加上这次伯南克预计的这种现象的发生,美国就是三次应对了危机,GDP可以恢复,但就业没有恢复。这也就启发了我们,重视不重视就业是很重要的,同时经济增长和就业不完全是一致的。

我记得2003年我给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的时候,讲到了一个观念叫就业优先原则,说我们政府要树立就业优先原则,也就是说在你决定所有的政策,改革政策、发展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时候,都要拿到是否最大化就业这个天平上来衡量。不符合这个的,你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实行,或者说它至少不是在优先序的前端。后来这个观点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许多人认为还是应该说经济增长优先,有了增长才可能有就业。这句话,听上去是对的,但是缺了第二句,没有经济增长肯定没有就业,但是有了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有就业,或者不同的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就业效果。美国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经济可以复苏,但是就业会大大的滞后。因此,对我们来说,这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讲到宏观经济政策——因为我自己也研究宏观经济,但是我又不是学宏观经济出身的,因此有很多问题我就不能理解,因而,我也是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去琢磨这个事。我们看一看美国为什么会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现无就业复苏这种现象。我想,和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的重视程度倾向于越来越下降这么一个趋势是有关的。

美国的例子提示了我们怎么对待就业。美国的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最高位置是1946年,他们制定了一部法,叫做就业法案。那个法案是第一次规定了联邦政府的责任就是最大化就业,然后才是最大化的产出、最大化的购买力。这是第一次把就业搁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也就是说,联邦政府下边的机构要对政府负责的,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都要遵循这个法案。这是给予就业最高位置,也就是说可能符合我说的那个就业优先原则。我们也知道,最初人们1946年制定就业法案的时候,记忆犹新地还想着30年代的那次大危机,大危机的最大的冲击就是就业的冲击,大规模失业,高达40%的失业率。因此这个时候人们确实关注就业,说就业是可以解决的。凯恩斯也告诉了大家,说按照我的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就业是可以通过政府来创造出来的帮助恢复的。

后来,这个法案被1978年的另一部法律给修正了一次。到了70年代,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现了对凯恩斯主义的冲击,凯恩斯开始变得臭名昭著了。这是因为凯恩斯之前说只要刺激经济,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失业率就会很低,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你想把通货膨胀降下来,就可能会冷却了经济,失业率又会上来,这与凯恩斯的理论和那个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者不可兼得现象相关。

但是到了7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滞涨。滞涨就是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可以非常高,经济不增长,还有很高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这就变成了麻烦了,宏观经济学家和货币学者、中央银行的官员或者联邦政府,面临的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失业问题了,他们还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问题,两个问题都得同时考虑。因此,他们在1978年制定了一部法案,叫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案,有的人认为说他们再一次强调了就业的重要性,其实不然,其实这时候变成两个目标了——我即要关注就业,又要关注通货膨胀。因此,那时候联邦政府的目标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叫充分就业、生产增长、价格稳定(这是通货膨胀的指标)、贸易和预算平衡,这四个目标就提出来了。我们也知道,目标越多,每一个目标的重要性就越不可捉摸。因此,我的理解是,这部法在1946年就业促进法的基础上是倒退的。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就能发现它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还会继续倒退。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比较关注的既有就业,也有通货膨胀的目标了。

到了90年代,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兴起了一个理念,叫做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很复杂,有人专门就一本书一本书地论证这个东西。但是最简单的解释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做的,他一句话就给概括了。他说,什么叫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是对中央银行来说,我要为自己设定一个价格上涨的上限,任何时候只要你超过了这个上限,我就要提息。也就是说,我的货币政策只认一个目标,就是通货膨胀率,我的货币政策不考虑其他的指标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高度关注就业,到就业和通货膨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最后说真正硬的只剩下通货膨胀一个目标了。

当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被很多国家的央行接受的。美国没有公开宣布接受,但是我们从它的很多政策可以看到,它是倾向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我们稍后会说到我们有没有接受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管怎么说,前不久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很多参加的人说,一派萧瑟气氛,很多美国人都不好意思去了,怕挨骂,一些美国的金融高管们不敢去了,美国的政府官员、央行官员也没有什么高级别的人去,但是这样也很好,就留给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企业界、央行官员一个充分的余地去骂美国人。骂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有害的,是极端有害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是他们这一次的GDP增长率。2008年的时候,GDP增速勉强达到了3.8%,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也是还可以的。但是预计今年他们的GDP可能是-1%。明年呢,他们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会恢复,明年可以达到接近3%的增长速度,到了2011年就会回到比较好的位置上,能够实现4.4%,对美国来说是个很好的增长速度。但是他的失业率,这条蓝线所表示的,去年达到了7.2%,今年可能会攀升到8.7%,那么明年当经济恢复的时候,它还会停在8.3%,直到2011年还会在7%以上。这是这一次美国遭遇的情况。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国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种未雨绸缪,不应该把它看作是无病呻吟。刚才我说了,不重视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给就业的优先地位越来越低,是无就业复苏的根本原因。那么有没有具体原因呢?有几点。总的来说,我们知道,在遭遇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一个企业想生存,它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从而生存下去。对于相当多的企业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一条出路,美国就更典型了。因此,当经济衰退的时候,企业都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机器、更多的自动化的设备,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从而,它的生产率更高,竞争力更强,进而生存下来。这是从微观上,对一个企业来说。

对整个经济结构来说,往往在这个时候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就要把那些不太有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对美国来说就是把那些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因此在这个时间存活下来的都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因此当经济复苏的时候,人们发现,经济回来了,就业岗位却回不来,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这是美国当时出现的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对中国并不是没有意义或者没有针对性的。

以珠三角为例,多年以来,珠三角把它的产业定位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面。所以在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了,珠三角地区可能是遭遇打击最大的地区,比长三角地区更严峻。长三角这头呢,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因此他们遭遇危机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更确切说,我们从东中西三类地区来看,目前为止我们的中西部地区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我是江苏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在参加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就听他们说,国务院要求全国保8%,我们江苏要保10%,但是苏北地区普遍都是要保12%。也就是说我们原来中西部地区这几年反而在某些产业结构上更有竞争优势,同时也就意味着说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的制造业,在沿海地区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它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遭遇危机了,很自然有些产业可能就倒了,有些该来的投资也就转移了。

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哪去可能很重要。假如说,按照我们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的情形,即无论我们中国人的投资也好,国际上的投资也好,如果说本来应该给我们的投资转到了印度、转到了越南、甚至转到了孟加拉国,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经济恢复就像美国一样,我们原来有的这些岗位,本来适合于吸纳大规模的农民工的这些岗位,可能都拱手让给了国外。这对我们是很现实的一个危险。同时,我们知道中央也提出来了,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也要实现产业优化、产业升级。那么升级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政策恰当,是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我们可以把国际产业转移的这种雁阵模型用在中国自身上。

主要是用东亚的经验,发展经济学家总结这么一个雁阵模型。我们知道大雁群迁徙的时候,有一个领头雁,后面的都随着他走,一个一个往后排。日本当年就是领头雁,日本当年最早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它以服装为代表。当它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劳动力开始昂贵了,它就转向了生产重化工业的产品,乃至以后的高技术电子产业。接它的班的是第二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亚洲四小龙。现在亚洲四小龙也发展起来了,就让位于东盟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个阶段了。按照国际间的这种雁阵模式,似乎我们确实该给印度人、该给越南人了。

但是到我们这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些小经济体。日本虽然是个大经济体,但是它的国土也很小,它的国内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很小。其他的亚洲四小龙、东盟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可是到了中国呢,中国有巨大的地区差异,也有广大的国土面积,人口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在国际间进行的产业转移链条,完全可以在中国就停了,就不是国际间了,而是在国内的地区之间了。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要防止无就业的经济复苏,防止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流出,就应该把这个雁阵模式在中国加以良好的运用。也就是说,它解决的是一个什么矛盾呢?如果有人说中国的劳动力还是很便宜,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掉劳动密集型产业,否则我们这个就业就没法解决,那么这是对的。但是也确确实实,如果你坚持我们不改变产业结构,没有升级、没有优化,那么我们永远处在这个地方。

因此我个人认为,当我们谈到产业升级的时候,它其实是这三个东西的统一体,就是说有升级、有转移、有承接,三个合在一起才可能是成功的。那么,如果说没有人转移出去,没有人承接你的,那么你失去了,可能就得不到,也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因此,我认为,三个东西统一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实现保增长、保就业,同时是在调结构中的保增长。我理解呢——泉州市讲叫固本培源,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叫我们要稳住自己的本,但是没有源,你的本就不能升级。但是你不去培源呢,你的本归根结底是保不住的。因为,我们以前的有些产业,它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确实经走到尽头了,因此,在这个时期就应该调整结构了。但是你只有培了源,才能固住自己的本。所以我想这个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呢,是一个全国的战略。

这次金融危机当然不是好事,我们知道,对美国人来说,记忆最深的莫过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我是学经济学的,我也知道很多美国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当年就是因为自己本人或者父母对大萧条的这种记忆才诱导他们走上了研究经济问题的道路的。但是,经济危机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至少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用的。他就是奥地利的经济学熊彼特。熊彼特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创造性毁灭。

熊彼特说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创造性毁灭。我们把它类比一下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区域性的,这个区域性怎么产生的呢?当然了,和我们泉州有侨资,珠三角有港资,长三角有原来的乡镇企业,等等历史因缘都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说,也表现出了我们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一个特性。比如说,假设我们一个国家的产业从低端往高端走,本来应该走一条往前升的平滑曲线。但是我们实际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分级跳着走。也就是说,某一个层次的发展可能就固定在一个地区了,它并不是不发展。比如说珠三角地区,它就是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玩具等等,它也不是没升级,但是它一旦形成了,升级就比较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政府对它的干预太多了,对它的保护也比较多。很多政府不愿意牺牲当前的GDP,也不愿意牺牲税收去培养新的产业,直到出现了汪洋这样比较有魄力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搞所谓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等等。

因此,我们的产业长期没有升级,但是中国发生了变化,中国从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均GDP1978年只有两、三百美元,到现在我们超过人均2000美元的时候了。因此,它必须升级,但是,升级是以区域跨越的方式实现的。比如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跳跃性的升级,形成了以IT产业为特点的一个新的制造业地区,它直接跨越了珠三角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再以后呢,我们实行了东北振兴战略,还有中部崛起战略,有很多资源型的老工业基地。在这些地区,比如说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形成了,那么它又跨了一层,成为第三期的发展中地区。这就意味着说,本来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往上涨,但是由于它的过时的发展方式,过时的产业结构,自己往往舍不得打破。

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因此,熊彼特说,经济周期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周期的目的就是强制给你打破,所以它是毁灭的过程。但是,它又是叫创造性的毁灭,它毁灭了你的过时的发展方式,过时的产业结构,在这个时候新的东西就创造出来了。因此,经济周期的时候,往往是创造新的产业、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的一个最好的过程。同时,我们也知道,在经济危机的时期,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从过去这几年快速上涨到现在终于稳定下来,劳动力成本也不是那么高了,工人不那么挑剔、也好管一些了,我们的厂房、设备等等也有一些被闲置起来了,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当然了,我们还有比较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财政投资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还有宽松的货币政策,贷款也更加容易获得。因此这时候,生产要素是最便宜的时候。而那些能够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新型的发展方式、新型的产业结构,恰恰在这个时机开始。那么,对中国来说,我觉得这种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应该是在东中西三类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承接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也应该说是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的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其实我们从下图中这个制造业的出口的地区分布就可以看到,中国不要跟其他国家发生关系,我们自己就可以是有阶梯性的,就可以走我们自己发展的国内版雁阵道路。同时,过去的讨论也有很多认识误区。譬如说,我们经常会在《参考消息》一类的报刊上看到国外的经济学家、企业、记者,都在讲中国遭遇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下降,特别是前几年一些制造业遭遇了打击。我们需要借助理论来理解上述现象,而不是人云亦云。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确越来越高,人们假设中国会失去比较优势。做出这个判断背后的潜台词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它的比较优势完全来自于工资低廉,工资提高就意味着在这个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丧失。其实这是不对的。昨天我还跟一位记者举一个例子,我们仅仅能够比工资就表明自己有比较优势吗?比如说某一家球队雇用姚明,给他年薪一千万,那么我跑去跟球队老板说,你不要雇姚明,100万我就干,他也不会雇我,我再降,降到10万,他也不会雇我。这就表明仅仅从工资看比较优势,是个谬误。背后是什么?因为尽管我出价100万、10万,是姚明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但是我的劳动生产率还达不到他的百分之一。因此,有没有比较优势,不仅看工资,还要看劳动生产率。工资与比较优势成反比,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成正比。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指标,我们讲一个国家在某一个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的时候,是看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一个成反比、一个成正比。因此,我们从这个构造的指标(我们把它叫做单位劳动成本,即不仅要考虑工资,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到,其实从2000年以来呢,这个成本一直在下降,表明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是在提高的。到了2004年,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认识到什么叫民工荒的时候,东部地区开始平缓,不再往下降,但是中西部地区这个指标还在继续下降。这也恰恰支持了我们这样的观点:沿海地区在某些产业上确实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淘汰,实行产业升级的。与此同时,这些淘汰掉的产业(当然我们不是指那些污染型的、两高一资的产业类型,而纯粹说在劳动力的使用上),恰恰应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因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东部地区还有差距,与此同时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不慢。图中我做了比较,实际上在过去这些年,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比沿海地区还快一些。这就意味着,我们讲的这个升级、转移、承接呢,是有它的资源禀赋结构做基础的,区域的差距这时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

 

四、保增长与保就业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保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呢?假如,中央政府说我们要保8%,它说的当然是GDP,那么,如果我们不去理解8%背后的隐含目的和其他要求,我们当然会选对GDP拉动效果最好的那些领域加大投资。我们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作个分析,横坐标是部门或不同的产业,红色的这条线叫产出乘数,它的意思是这个产业对GDP的拉动效果。比如说,一万元的投资,能够带动多少增加值,我们中图中从高往低排列。同时,相应的又排列上一个指标——就业系数,也就是说一万元的投资能够产生多少就业。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指标的变化是不一致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两者还有相反的关系。从相关系数来看,它们之间基本上是负的相关关系。那么很自然地,假如说一个地方政府,接受的任务是保10%的经济增长率,如果领导者不考虑保增长背后的含义的话,他当然要选择GDP效果拉动最大的那些产业。但是,把钱投在那些领域后,并没有解决就业问题,保了8%GDP增长,但是那个8%背后所应该含有的就业含义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说,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

1998年的时候,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教训。在积极财政政策下的投资,主要是政府发国债带动的。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投资,所以中央政府发行了国债,拿国债去投,由此带动了信贷和民间在相同领域的投资。因此我把这个投资的顺序按投多投少的比重从高到低作了一个排列,同时又画出相应产业吸纳就业能力的曲线。从两个图形的关系看,投资的领域与就业效果恰恰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在国债投资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所重点投向的领域恰恰是就业带动最低的领域,而在全部国债投资中只占了0.04%的那些产业,又恰恰是就业拉动效果最大的。可见,上一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业效果并不十分好。

这些年,好多学者都批评中国是有增长无就业,我倒不那么看。但是,如果真有增长与就业不同步的现象的话,至少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我们好多人可能都会忘记,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怎么出来的。它是中央召开了全国的就业再就业工作会议以后,在制定了一个叫做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情况下,把积极财政政策列为第一条措施。也就是说它本来的目的是扩大就业,恢复就业,但是,它没有完好地执行它的这个任务。我们也很担心,这次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因此,我们以这个四万亿的投资为例子,来看一看它的就业效果会怎么样。 

下图中显示的是国家发改委决定的4万亿元投资结构,即大致是投在保障性的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建设,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还有其他的不同的部门。为了做比较,我们重新来构造三种可能的情况,就是说假设让我来决定这个四万亿投到哪些领域,我会告诉你说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关键在于你以什么目标作为优先原则。

第一种可能,是按照以往投入产出表显示的常规结构进行投资。就是说过去这些年的正常投资结构是什么状况,我就继续怎么来投。因为图形中涉及的部门很多,看起来太复杂了,我们看其中最重要的几个部门,如建筑业占的比重很大,大概一半;制造业也很大,服务业相对小,其中“其他服务业”这个项目尤其微不足道,只占小小的比重,但是,这个类别相当重要,随后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第二种可能性是根据发改委已经告诉我们的投资结构。我们把发改委的投资项目分别归到不同的产业里面,就变成了这里显示的结果。我们看到,制造业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大家记得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吗?他说,我们绝不投在一般性制造业上。因此,在投资安排中制造业下降了,这是符合初衷的。与此同时,建筑业因为包括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它大幅度地提高了。不过,我们看到一个积极的结果,即“其他服务业”这个部类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这是发改委目前确定的投资结构。其实它只是大致地确定下来的,按照我的理解,还需要看最后实际审批的项目。换句话说,这个方案还有调整的余地,也可以变得更好,当然也可能变坏。

第三个可能的选择,是按照我的建议,设计一个按照最大化就业原则安排的投资结构。它的结果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降,这还是符合中央政府的初衷。但是很不幸的是,建筑业也大幅度地下降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1998年以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国家投资的教训所显示的,特别是“其他服务业”这个类别大幅度地提高了。那么,什么叫“其他服务业”呢?我看了一下,在统计年鉴上,这是指排除餐饮、零售、批发、商贸这些部门,排除金融、保险、房地产、交通运输这些部门之后,其他的服务部门,就是包括科研、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等,都在这个类别里面。

那么这样的就业最大化投资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三种可能的投资方案,会创造出数量不同的就业岗位。按照投入产出表的结构,4万亿元投下去,可以创造4765万个就业岗位;按照目前发改委安排的投资方案,可以提供5434万个就业岗位,这占目前非农产业就业的11%左右。但是,如果按照我们所说的最大化就业方案,就是根据每个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来排序,安排出一种投资结构的话,我们可以创造8321万个就业岗位,它能够占到2007年非农产业就业岗位的20%。当然,我们也知道投资有很多原则,也有很多特殊需要,因此我们做这个模拟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绝对的,主要是想说,你把钱投在不同的产业或按照不同结构安排投资,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就业效果,也就是说,是否提出就业最大化目标,财政刺激计划会产生不同的就业结果。

 

五、大学生就业

 

下面我们来看看青年就业问题,目前来看,我们每年新增的这两千多万就业,其实大部分都是青年,接近一半的新增就业是各类毕业生,当然包括高校毕业生,而复转军人比重比较小,但也主要是青年人。 在最近这几年城镇失业人口中,各类毕业生的比重开始加大,青年人的比重开始加大。因此,可以说我们当前遇到的就业问题其实就是青年就业问题。青年就业问题不是中国现象,为什么我想把农民就业、大学生就业转化为另外一种表述即青年就业呢?那是因为青年就业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欧洲人讲失业问题时,也主要是青年失业。如图所示,常态情况下我们的青年失业率就是高的,比如在城镇,社会的平均失业率,2005年大概是5.16%,而青年失业率高达9.5%,高了快一倍,农村也一样,甚至青年失业率比平均失业率高出好几倍。

这是常态,到了我们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更突出了。政府说我们需要同舟共济,企业尽可能地做到不裁员、不减薪,这都是好的,但是企业努力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即使它做到了,最多也就是不裁员,但与此同时,它也不会再雇新人了。而不再雇新人这个反应,就意味着失业的负担和成本就全压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身上。我这里用的是青年失业问题,不是仅仅指大学生失业问题。不过,既然我们在大学讨论这个问题,就应该讨论一下失业率和学历有没关系,是不是大学生出于脆弱地位,他们的失业率一定高? 

在下面的图形中,我们把学历由高到低排列,可以看到失业率的确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大专最高,之后有所下降。看上去似乎的确是学历越高,失业率越高。但是,其实在劳动经济学里头,这个现象从来就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而是劳动经济学本身就得出的结论。因为我们知道,越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他们往往在找工作的时候起点越低,在劳动经济学里,叫保留工资最低。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如果都是600块钱的工作的话,那学历越低的,接受的可能性越大,而学历会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他接受的可能性就低多了。也就是说,对农民工来说,他学历低但失业率反而低,因为他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以及较低的岗位。而受了教育,你的预期就高多了,你不会接受某些工作类型,不会接受某些报酬水平,因此你的失业率相对高。但是,大学生有时是可以承受这个失业的,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是受教育程度提高导致的失业。

 

 

 

 

在下图的右边,我画出了两条线,分别是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者从攀升到下降的拐点分别是20022003年。我们知道,1999年扩招了,我们把本来要到劳动力市场找饭碗的中学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吸纳到大学、大专来了。三年后,也就是2002年,扩招的大专生毕业,但是从2002年开始,我们的调查失业率开始下降。2003年扩招的本科生也毕业了,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也是恰恰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开始下降。那么也就是说,扩招把劳动力市场最困难的这几年时间给让过去了,这个效果应该说是非常积极的。当然我们知道,扩招后大学遇到了很多瓶颈:师资的瓶颈、基础教学条件的瓶颈,但是,教育扩大仍然是好的。此外,我们还要懂得,扩招不是单纯的大学扩招,而是教育深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还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群体,让他完成了,会怎样?没有上高中的人,我们让他上高中或者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会怎么样?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教育差距,核心在哪儿?所有当年扩招的理由,其实现在都还存在。

 

 

 

 

 

 

 

 

总体来说,有两个阶段构成了美国今天人力资本大国的地位,一个是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学生读书的时间更长了,高中教育增长了一倍,本科教育增长了50%;还有就是到二战以后,1944年,那个时候和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像。在去年危机之前,我们成了全世界的制造业工厂,给人家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给自己创造了就业岗位。大家知道,美国在二战最初的时候,它并不想参战,但它也想帮忙,就制定了一个叫租借法案的东西。租借法案的意思就是,全世界的人,只要是和法西斯作战,就能从我这里拿到物资、军火,没有钱,可以先欠着,所以那时美国是全力以赴开动机器,为全世界生产战争产品。归根结底,美国的大萧条是在二战之中才走出来的,但打完仗后,这些产品就不需要了,就和去年中国的外贸企业突然没了订单是一样的。我们是1200多万的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美国是1200多万的复员军人从海外回来了。怎么安置这些退伍军人,这很重要。最后,美国国会就出台了一个退伍军人权益保障法,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条就是,让他们上大学,政府资助他们上大学或者职业学院,最后这1200多万当中,有800多万人拿到了大学或职业学院的文凭。美国的这两次扩招,对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缓解就业矛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命题,就是教育是有反经济周期功能的。

类似地,我们做了一个推算,图中显示的是2009年的情况。图中显示出,农村青少年如果按照现在的在校率,2009年会有多少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我们看19岁这个年龄组,会有1684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当然了,他们不一定都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外出打工。但是,如果我们把现在农村的教育提高到城市的水平,那么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下就降到了一半,只有861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哪怕只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或者加长一两年的高中教育,也可以大规模的减少农民工的流动量,减少农村青年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知道,城市现在已经不提供多少新增劳动力了,我们的新增劳动力都是来自农村,这也可以为我们几年后经济真正复苏、产业升级后,提供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

 

 

 

 

最后我简单的说说政府对就业的责任,总的来说我们的政府的政策目标,还未对就业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我们财政政策的目标通常被表述为:政府以税收、公共支出、财政补贴和建设投资等手段,贯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并实现稳定、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等特定目标。就业两个字就只字未提。我们1995年制定的中央银行法里提到货币政策的目标被表述为: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也没有被提到。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中提到了就业,叫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个看上去是不是很眼熟?这是因为它与美国1978年的那次立法的宏观调控目标,大致是一样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是有通货膨胀目标制倾向的。我们现在说,我们去年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的政策从前年底的“双防”,到去年开始实行“一保一控”,再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到现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我们政策转得很好。但是在“双防”的时候,我们具体怎么执行政策呢,就有意思了。中央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是,当时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其实就是因为油价和粮价,使得我们的物价指数上来了。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我的同行们,他们遵循了一条圭臬,叫做弗里德曼教条。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在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你不用管是什么价格上涨了,你只要盯住中央银行就行了。中央银行想抑制通货膨胀,只要少发货币就够了。中国的经济学家把它更直截了当的说,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当时我就不理解,我就不断的向他们请教。我说,银行收紧了银根,不再贷款了,和老百姓养不养猪有多少关系?我始终不理解。同样的观点,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说,发展中国家遭遇到的粮价上涨和你中央银行放松还是紧缩货币的政策,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而恰恰紧缩的结果是打击了就业,老百姓本来就遇到了高物价,结果你又让他失业,相应地收入增长也放缓了,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遭遇的是双重的打击。因此,我们要坚决排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干扰。

除此之外,我们之前讲的都是周期性失业,都是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失业现象。但是我们知道,失业类型还有自然失业,即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这些失业类型,都是与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促进就业、维护和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政府做得好与不好,关键看是否能够同时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就业服务进行得更好,提供了更多的培训,是可以大幅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此外,周期性失业要靠宏观经济政策,也要与治理自然失业的手段相结合。我们知道,周期性失业总有一个时间周期,要有一个过程,要靠周期运转起来,靠4万亿投资真正见效,也要靠美国、欧洲、日本人的消费再次恢复和增长,总要有一个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我们政府可以进一步落实就业促进法,提高自己的就业服务水平,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由此降低一到两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可以大幅度地减缓当前面对的就业矛盾。

 

 

 

 

六、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

 

 

 

 

我们知道,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全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而对企业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保持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从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假设把现在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全部提高到高中水平,我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对于家庭来说,如果把目前的城市劳动者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到高中程度,劳动者教育回报可以提高17%,在农村,这个回报率可以提高21%。这就是说,扩大高中普及率,企业、家庭和国家都可以从中获益。同时,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危机时期发展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一个重要的反周期的手段。我们来说美国,即大家都熟知的在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

 

 

 

下图是中国、印度和美国三国分年龄在学率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在13岁以前我们孩子的在学率与美国没有什么差距,但是在这之后我们的在校率开始下降,而且下降的很快。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一部分孩子没有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和美国拉开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距离就更大了,此后差距就一直存在。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城乡差距,大概也是发生在类似的教育阶段上。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补足现存的城乡教育差距,其实更应该放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

 

 

 

1999年的扩招有三个目的,一个是扩大入学可以刺激消费,第二是可以整体提高我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第三是希望当年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能延缓几年,即晚上三年、四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我想这三个目的最终都达到了。我们知道,目前我们的教育年限整体在提高,高等院校的毛入学率也大幅上涨,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便是两种失业率的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都相继下降了。即大学扩招帮助我们度过了劳动力市场最困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