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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收入分配与财税改革

时间:04-20  来源:  作者:

  “华大讲堂”第二十三讲

收入分配与财税改革

高培勇 

 2011年1017

一、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式

  尊敬的贾校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第一次来到华侨大学,第一次作客华大讲堂我感到既荣幸又很兴奋。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收入分配形式与财税改革,希望能同大家在这个领域分享一些我近期的研究心得,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汇报大体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式,我们想从宏观层面作出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二部分当前中国的财税运行格局,我们也想从总体上揭示出几个基本的特点。第三部分,十二五时期中国财税改革围绕着收入分配这一线索,将可能作出的一些调整。

前后大体持续两个小时,我们先说第一部分,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进入今年以来,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的经济社会形势,一直处于十分复杂的一种状态,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美国发生的所谓占领华尔街的这样一些事件作为主要线索,整个世界的经济又进入了一次新的振荡期,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来审视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相对于今年年初做出的判断最近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说从整体上讲,尽管有些事情,目前还难以一下子说得清楚,还需要观察,但是有些因素、有些结论是能够形成大致的共识,这些结论我们说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依然是物价上涨

在年初的时候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就是经过了这场国际危机的洗礼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处于后危机时期,后危机不等于危机后,危机后这个概念在过去我们常常使用,那是一个周期性的概念,因为经济总是成周期性波动的,每当一场危机发生之后,围绕着这场危机就会在经济的发展区间上形成,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这样的划分,我们今天所说的后危机包含危机后的意思,它起码标志着我们已经步出了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但又不限于或主要,不是指危机之后,而是有新的概括和说法,这新的概念和说法可以浓缩为八个字那就是旧患未除,新忧又至,所谓旧患未除指的是造成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那些主要因素,目前,并没有随着危机的离去而随之消失,大家总是从不同角度讲到,刚刚过去的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百年不遇的,前所未有,那就意味着造成这次危机原因,带有很多特殊之处,那么这种特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危机过后包括中国包括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内都在反复的思考。

对我们而言,我们自己的概括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包括内外需求结构,包括收入分配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反而是和结构问题有关的因素,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中国陷入这场危机的原因之所在。走出中国看世界,事实上所有的国家也几乎都把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归结于结构 ,比如说现在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说法叫全球经济再平衡,讲的就是应对或防止危机之策。从全球经济再平衡当中,我们也能解读出各国对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原因的判断,结构问题很显然是一个难以一下子治愈的病灶,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

所以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大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一直是在讲,整个世界的经济出现新一轮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病灶还在,病根未除,所以只要这些病灶和病根依然存在,只要结构问题没有能够得以缓解,我们必然会面临新的经济震荡,新的经济波动,所以说最近这段所出现的世界范围之内的新的波动,是在后危机这样一个大的判断视野之内,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新忧又至”,什么是新忧又至,仔细地审视一下这轮危机的演进过程。大家可能不无惊讶地发现它呈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来的快,去的也快。但是,就来和去而言都是超预期的。记得2007年当美国最初的呈现危机景象的时候,次贷危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又乐观的感受,说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会波及到中国。当2008年真的波及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的预期又说这场危机一定是要持续很久的,各行各业都为危机作了很多预案,但几乎所有的预案都是以三年或三年以上危机作准备,但其结果怎样呢。从2008年十月份我们先行宣布实施反危机的政策,到2009年七月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中国出现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当到了2009年末召开中央工作经济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得出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回升的轨道这样的判断。就美国而言,到2010年五月份它也宣布它走出危机,在这种演进的进程让大家真的有些超出预期的感受,为什么?这当然和各国政府的反危机的操作直接相关。但是这一轮反危机的操作和以往的反危机操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以往的反危机操作往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即便是上一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那场反危机操作也基本上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区域的范围之内,而这一轮反危机操作则是整个世界范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置身度外。当然,整个世界的反危机操作也都是全球性的,它的整个世界的范围的操作,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这场反危机得操作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地实施了扩张性的那一种宏观的经济政策。这种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向经济领域注入大量的流动现金,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当这些流动现金被注入之后,它总要通过某一个渠道,在某一个时间释放出来。当这些被注入流动现金释放时,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发生之时。进入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包括中国在内,包括整个世界,大家共同面临着通货膨胀的这样一种压力和希望,这实际上是反危机政策操作的副作用。但不管怎样这种副作用正在成为一种新忧,同时出现在我们经济运行的过程当中。所以,谈到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仅仅用旧患未除是不行的,与此同时,还有新忧又至。

一方面是旧患未除所导致的新的经济增长的风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新的忧虑与之相交织,所以说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我们一直用最复杂来加以概括。但是当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震荡后,大家自然要问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的,你总要排个序,年初的时候我们说物价上涨是最主要的矛盾,那么当现在出现新一轮的衰退的可能性的时候,当很多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是不是在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先后的排序要出现某种调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仍然倾向于用物价上涨作为主要矛盾来作为今天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这样一种基本判断。

(二)当前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是物价上涨与收入分配矛盾相交织

这当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这牵涉到第二个判断,那就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是物价上涨与收入分配矛盾相交织。单纯的物价上涨并不可怕。起码我们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比目前物价上涨额更高的这样一种状态。在座的同学们年龄相对比较小,但老师们知道,1988年我们当时的物价上涨率高达18%,是目前的3倍,199219931994连续三年我们的物价上涨率超过22%,是今天的将近四倍,那么那样的物价上涨率我们都经过了,目前6%甚至低于6%这样的物价上涨我们怎么就承受不了呢,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背景。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矛盾和今天面临的社会矛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矛盾要尖锐的多。

温总理前不久在达沃斯论坛上讲了两句话,让大家非常注意。一句话就讲我们面临着比较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他紧跟着讲,通货膨胀如果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来,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悖,这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就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社会矛盾这种尖锐两者交织在一起,当是在所有的社会矛盾当中其实最重要的矛盾是收入分配的矛盾。因为只有收入分配的矛盾和社会上的几乎所以人都直接相关,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一直觉得,通货膨胀如果和收入分配的差距的矛盾两者相碰头,极易妨碍社会的稳定。通货膨胀如果和经济停滞、收入分配的矛盾再交织在一起,那么更容易引起社会动荡。这是当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三)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在收入分配面前先有作为

我们进一步说,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相交织这是最重要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动用我们的一切的工具和手段去面对这样的矛盾去解决这样的矛盾呀。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更为严峻的挑战发生在应对收入分配矛盾方面我们始终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中共十七大那是在200711月份,专门在政治报告当中写了一条那就是提高“两个比重”。哪两个比重,一个比重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个比重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2007年到今天,4年的时间过去了,从17大召开到今年,18大召开就在明年,也就是45年的时间当中,请大家格外留意这两个比重是提升了呢还是下降了呢,应当说他并没有处于改善的状态而是在恶化的状态当中。

(四)我国当前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指标并非是在优化当中

这就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里的矛盾,高度重视收入分配矛盾的解决,但另外一方面,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指标并非是在优化当中,这是为什么有人在网上说,党和政府重视度不够,甚至有人说这里牵涉到既得利益格局,妨碍着收入分配矛盾的解决。其实这都不是重要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对日益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始终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和适用的工具去加以解决。这是最严峻的一种挑战。这种状况应当说在历史上从没有的。

比如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候的中国是有着一套非常严格的且极其有效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我本人是77级的这个大学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那时候我在学校读经济学的是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叫国民经济计划学,在国民经济计划学中我曾经学习编制过两个在今天看来根本难以想象的国民经济计划,一个是全国工资总额计划,我们可以用一个计划的一览表把全国城镇人口的工资总额完全反映出来,另外一个计划叫全国现金流通计划,我们可以那个计划直接管到城乡居民口袋里的现金。对于这样的计划,究竟是好是坏,不做评价,但是它起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政府对于收入分配、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掌控程度。那么这样的计划是如何编制出来的,它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反思起来,其实在中国的当时,两个基本经济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基本经济制度适用于农村,叫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那个时候的农民,如果要获取货币收入,或手中有点零花钱,几乎唯一的渠道,就是把剩余的农副产品拿到国有供销社去出售,而国有供销社支付给他的价格标准,是国家统一制定的。所以,通过农副产品统购统销这个渠道,政府实际上牢牢地控制住了货币流向城市居民家庭口袋的闸门,在那个时候农民的收入是涨还是不涨,政府说了算。什么时候政府决定给农民增加收入,只做一件事: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原来一斤小麦卖3毛钱,现在给35了,那么农民的收入自然就上升了。

远的不讲,单讲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政府用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几乎唯一措施就是数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是在农村。在城市呢,我们面临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八级工资制。那时候你只要生活在城市,你获取收入的唯一渠道就是供职于某家部门、某个单位,而不管是哪个部门、哪家单位,它执行的工资标准是由政府统一掌控的,政府通过八级工资制规定了人们的工资标准和工资等级,事实上,就牢牢控制住了货币流向城市居民家庭口袋的闸门,那个时候,你要想打听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或者素不相识的人收入是多少,你不用直接问,你就问他几级工,他说三级工,大体知道多少钱。甚至你不用问他几级工,你只要问他工作几年了,根据工龄,也能推算出他的收入标准。那么大家试想,两个基本经济制度,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管住农村,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管住城市,两个制度一对接,那么整个全国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就一览无余。

(五)当前我们面临的最难跨越的障碍是截富的机制和渠道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年间走过来的。那么在那样一个高度掌控的收入分配格局之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就找不到新的工具了呢?这实际上是经济体制转轨的结果。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原有的传统的做法逐一被瓦解,而新的适应市场经济调节机制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所以紧跟着我们的第五个判断就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难跨越的障碍是截富的机制和渠道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不说太远。就人在泉州就说泉州。今天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在,我们华侨大学为泉州市的发展建言献策,我们说,我们要为泉州市收入分配机制的变革提供点政策建议,大家看怎么去做,换位思考,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设想收入分配矛盾的解决,政府也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加大的任务形势,我们给政府提建议该怎么做。分配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次分配,第二阶段是再分配。我们先从初次分配说起。在初次分配阶段,我们面临啥样的格局呢?我提供给大家两个数字。一个数字2010年也就是去年全国税收收入的14.9%来自于国有经济单位的缴纳,言外之意就是85.1%的收入来自于非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纳。这是一个数字。另外一个数字来自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城镇职工的17.2%工作在国有制经济部门,反过来讲,就是82.8%的城镇职工工作在非国有制经济单位。

所以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政府面对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政府不能直接命令资本家给职工涨工资。这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这种界限。所以当你处于一种不能直接掌控非国有制经济单位的工资标准和分配机制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有人提了一个建议。说,非国有制部门你做不了什么事情,国有制部门总能做些事情吧。大家也可以在泉州做一个调研。看一看我们在泉州设立的国有制经济单位,政府能像过去那样直接掌控国有制单位的工资标准吗,连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标准,目前也只能是在外面喊喊话,而不能直接去掌控。

除此之外,政府还能做什么?剩下的几乎唯一的做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了。那就是作为法律的形式规定在泉州你雇佣一个人最低付给他多少工资。这几年一直在做。从08年以来,我相信泉州市政府也在调整这样的工资标准。但是每当进行一次调整的时候,我们各级地方的领导同志心中并不十分踏实。因为每提高一次最低工资标准,就意味着有人会因此而丢掉工作,所以一直处于两难的一种境地。这是初次分配,大家想一下,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去掌控、调控工资?没有了,我们就说那我们得退到再分配,希望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发挥作用。大家都懂得什么是再分配,委婉一点的说法叫抽肥补瘦,中性一点的说法叫做限高调低,冲击力比较大的说法叫劫富济贫。反正不管哪种说法,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政府要充当一个中间人,从高收入从富人那里拿一笔钱,然后呢转手给穷人,给低收入群体,这叫再分配。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试图这样做,一直在努力这样做,但做的效果怎样呢,从总体上讲,补瘦、调低、济贫我们做的还可以说的过去,你看每到逢年过节,我们的党政负责同志都要访贫问苦,有时候递上一个信封,里面装上若干张钞票,有的时候直接发实物。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那么也会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去实施救济。济贫、补瘦、调低这方面我们毕竟有机制、有渠道可以做,况且呢,这几年,我们财政增长速度又是非常高的。我们也有足够的余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倒过来说,用于济贫的钱从何而来?现在的做法是直接从财政收入的大蛋糕当中切掉一块,用于济贫。我们说这不是再分配,或者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再分配。因为直接切取一块的话等于全体纳税人、全体人民都为此买单了,对吗?真正意义的再分配是要有一部分收入或者这一笔钱的来源要来自高收入。换言之,我们要先劫富再济贫,先抽肥再去补瘦。

但是大家替我们的泉州市政府、泉州市委想一想,我们拿什么去劫富?拿什么去抽肥?拿什么去限高?坦率的跟大家讲,真的,一旦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手足无措的一种状态。那种无助的感觉你是能够体会到的。我们有渠道么?当然首先明确一条,除了打土豪、分田地这样革命的办法,之外的办法,找不到。17大报告在起草的时候写了一句话,说,要利用税收手段去调节过高收入。我们说这句话写的非常之好。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税收是一个笼统的提法。它是要具体到税种的身上的。一旦从税收角度直接深化到具体的税种,说哪个税种来担负劫富的功能、抽肥的功能,你得要把它拿出来。我们整个国家的税制结构,7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间接税。

   大家学习经济学的时候都知道一条,间接税等于累退税,什么叫累退税,就是你收入越高的人,你交纳间接税的数额和你的收入之比是越低的,反过来收入越低的人呢,交纳间接税的额度和他收入之比是越高的,说越穷的人交纳间接税的比率越高。所以你不能指望间接税去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那么间接税是劫富,做不到。剩于的还有20%多呢是属于直接税,但是直接税当中呢它主要部分是企业所得税,用企业所得税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去调节过高收入显然中间又隔着企业这一层。企业所得税之中调节的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利润水平, 再往后还有6%左右属于个人所得税。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把主要的关注点锁定在了工薪阶层上。我们说中国的高收入者当然包括高工薪收入者,但是必须指出,真正意义的高收入者主要的不在工薪阶层之内。最主要的收入分配差距来自于非工薪收入,所以在目前的这样一个税制结构的范畴之内,我们很难找到哪一个税种来担负起劫富,抽肥, 限高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政府手中所掌控的所谓能够实施再分配的工具、手段归零了。这是第五个判断。

(六)收入分配矛盾在诸种的社会矛盾当中位居榜首

刚我们讲社会矛盾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区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个层面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新时期又和计划经济年代的人民矛盾有很大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可以做如下的归结:

1. 普遍表现为物质利益层面的矛盾。你看今天凡是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凡是比较重要的群众上访,当你听他娓娓道来,说三道四,说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会归到物质利益方面的事情上来,一般表现为物质利益冲突.

2. 这些物质利益的冲突呢又突出表现为民生问题.它不是一般的物质利益,一定是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医疗啊,卫生啊,教育啊,等等。而且事关基本的民生需求,还不是那些奢侈性的民生需求,不是奢侈性的,而是基本的民生需求。

3. 说物质利益的层面的矛盾和人们对于这些矛盾的价值判断又交织在一起了。对同样一个问题,你不同的人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最初得出的判断又是迥然相异。它在当前的中国又要整合人们,围绕人民内部矛盾而出现一些认识非常之困难。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在某个场合我们搞一个这样的测,做一个这样的测试,你会发现,哎呀,整合人们的认识,非常,非常之难,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这个特点之上又是看得清楚的,我们把所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归个类,排排序,大家发现,收入分配矛盾在所有的矛盾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意思是说要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缓解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从收入分配矛盾的化解入手。否则,可能事倍而功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是第一个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

二、当前中国的财税运行格局

第二个问题,面对这样的经济社会形势我们要反观现实中国财政税收运行的格局是怎样的,我们从几个基本图形揭示它的几个特点。

(一) 费改税的改革幅度并不是很大

先看第一张图。这是2010年中国政府收入的结构版图。大家都知道现实生活当中整个的GDP呀是分割为三块的,有老百姓居民收入一块,企业收入一块,剩下的一块是政府收入。那么就2010年而言,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构版图,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是中国政府的收入渠道从结构版图上至少可以看到有六条,而不是一条或两条,我们不妨按顺时针的方向一一浏览。最大的一块是说税收收入,占到了全部政府收入的53.2%。第二块收入,一般意义上当中的非税收入,占到了7.1%。第三块收入,政府性基金,占到4.8%。第四块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土地出让金占到21.1%。第五块收入,社会保障缴费收入,占到13%。最后一块,第六块,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占到0.4%。全部的政府收入加总求和总数13.8万亿,占到了当年GDP40.1万亿的大体上是34%多一点,这是当前中国政府收入的一个总体概况。

说到这儿,我们必须提及1998年朱镕基总理当时说过的一句话。98年在他当选总理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当时的政府收入格局用了四个字加以概括,叫“费大于税”,并且说“这样的事情,老百姓给出判断是不堪重负,民怨沸腾”,因此从那年开始中国进行了费改税的改革,那是1998年。从1998年到今天,已经有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我们自然要问,中国的政府收入格局有没有改善呢,我们说有改善,起码现在不是费大于税了,而是税大于费了,但是没大出多少,多少啊,是53.2%,多了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改善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政府性基金、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社会保障缴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这些收入我们做政府领导的同志都知道它是不进入一般预算的,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所审议的预算,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预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预算,只是包括税收收入加一般预算当中的非税收入,除此之外的这几个方面的财源都是归属于某个特殊的政府部门,有的时候也会报预算,但是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里只是备案制而不是审批制。当大家说去年中国的财政收支预算突破8万亿元的时候,你可能没想到中国的政府收入是13.8万亿 ,因为那8万亿只是指一般预算收入。当然现在跟大家讲,说今年的政府收支会突破10万亿元大关的时候,你一样会想到2010年我们就有13.8万亿,怎么会是10万亿呢,因为10万亿只是一般预算收入。那些游离于一般预算收入之外的其他的收入来源也是政府收入,但它并没有纳入统一预算盘子当中加以掌控,甚至不能统筹安排。你作为一个泉州市市长,你说把某个部门的利益基金拿过来安排一下,不行的,你动用的只是财政系统管的那笔钱,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收入格局。在这样的收入格局条件下,你怎么能指望政府能够有效的去调动政府内部得资源去调节收入分配?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宏观税收。对于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有多高,网上一片议论,说世界上最高的或是偏高的,说法都有。但是在中国政府内部,却会给你报出不同的数字。比如在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先是报出了一个数字,说中国的宏观税务水平是18%,网上网民不认。紧接着财政部又报出一个数字,中国的宏观税务水平是22%,到年末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预算管理委员会”,那么它报出的的数字是30%以上。你看,在中央一级,18%22%30%就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说它们的说法都对,也都不对。      

为什么都对呢?是源于宏观税赋水平的统计口径的差异,他们依据不同的统计口径来计算的。所谓宏观税赋无非是讲税收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国家税务总局所统计的是这个结构版图当中的蓝色的部分,它纯税收,财政部所统计的是蓝色的这一块再加上一般的预算收入,就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所统计的是整个的政府收入,所以讨论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的时候必须确定一个概念,先分清你讨论的是哪个层次的宏观的税赋水平,这就是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个特殊的矛盾。

(二) 流转税占比高

这张结构版图反映的是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的一个税类的分布图。我们都学过税收的基本原理或大致也知道一些税收的基本原理。整个税收结构在中国的税收框架当中大致分三块,一块就是流转税,大家看占了66.9,第二块所得税占了24.1%,第三块其它类,比如一些杂项,占了9%。那么从这个比重当中大家一下子就看到,流转税,实际上这里主要讲三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就占到了70%。其实其它类当中有些税种也属于流转税,只是比较杂。

我们再具体看到税种。中国现实一共有18种有效运行的税种,但这18个有效运行的税种当中,如果把它分成一种以税种收入的结构而构成的一个饼状图,你会发现只有5个税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其它的那13种税都包括在那其它类当中,占多大比重,11%。换言之,我们研究中国税收的时候,只要把握住5个税种变化,我以为足够了。因为这五个税种就包含了或覆盖了全部税收收入的将近九成,将近九成。

那么这种图告诉大家什么一种状况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流转税的占比重是极其高的,或间接税所占比是比较高的。增值税占了将近四成,39.5,消费税占了9.9,也就一成,加起来就五成。这营业税占了14.4,这加起来就将近七成。那其它类当中有很多,比方包括关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等也都属于流转税的范畴。那么这些税加总在一起你会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缴纳的税收主要是通过价格隐含的渠道进入国库的。我在讲台上摆着矿泉水和茶水,我现在只要喝一口茶水,那么税收就产生了,因为这茶水,茶叶是含税的。自来水公司提供的水是含税的,这个茶杯的本身是含税的,甚至我们这个讲堂的服务员的工资也是含税的,等等等等,就大量的税收是在我们的消费活动当中隐含的,隐含的渠道流入到政府的国库当中,就这样的一种税制结构和收入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也应当看清楚。

(三) 给国家给政府的直接纳税主体,基本上就是企业,不是个人

第三个特点,更有意思。把2010年的全部税收收入如果按纳税人的所有制身份来做区分,构制一个图,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结构版图。我们从黄色的那部分看起,国有企业,我给大家刚才报过一个帐,全国税收收入2010年国有企业所缴纳的比重是14.9,然后顺时针走,集体企业11.1,股份公司43.3,股份合作企业0.5,私营企业10.6,涉外企业21.1,其它8.5。大家浏览下来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什么,怎么几乎全部都是企业呀?是这样,在中国真正直接作为纳税人缴纳税收给国家给政府的,基本上就是企业,不是个人。那8%当中,其中有6%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大家知道怎么交呢,包括在我们华大都是财务部门替我们代扣代缴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去缴纳的。只有在极其少有的场合,比如说二手房的交易呀,比如说你开汽车交车船税呀,等等,这些税呢,是自己直接缴纳给政府的。

所以在政府整个纳税人群体的这种分析框架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眼中的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纳税人基本上都是企业的财务主管或财务会计。它眼中看到的基本都是单位,那么这样的一个税制结构,实际上是纳税人的这个结构,又决定了政府难以直接地通过税收手段调控个人的收入。我们讲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税收和个人之间往往不打紧,往往不打紧。

(四) 直接税是最难办的

第四个特点,在中国的税收制度的建设史上,你会看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直接税是最难办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确立实施市场经济制度开始,税收制度的建设也有一个自己的路线图,当时规定的就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就是我们起码各占五成。但实际的结果大家看到,即便走到今天,所谓直接税占比也只不过20%多一点,其中大量的还是企业所得税。这就是我们一直面临的一种窘境。每隔五年,都要有一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那么几乎每个五年计划和规划当中都会写入税收改革的项目,但一个基本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凡是涉及间接税的改革项目,大都能完成。凡是涉及直接税改革的项目,基本上都会搁浅,没有进展,这已经反复多次了,我今天给大家举的例子是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是2006年通过的。本来它具有法律意义,应该严格执行,那么到了2010年,在十一五规划当中规定的十个税收的改革项目,完成状况怎么样呢?大家一眼望去,凡是我用黑色字体所标示并在后面挑了勾的,都是完成的项目。凡是我用红色字体所标示,后面没做任何标记的,都是没有启动的项目,这两个没有启动的项目是什么,大家不妨辨认一下,一个是实行综合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第二个是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稳步推行物业税并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这两个税种,可以坦诚的告诉大家都属于直接税。都属于对居民个人直接收取的直接税。一旦遇到这样的税种,几乎马上就可以做出预期,步履维艰。几乎很难操作,这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但十一五在这个特别较劲的时候,就各种社会矛盾相对尖锐复杂的时候,特别需要这样的税种发挥作用的时候,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新的两个比重的时候这两个方面的税种改革没有起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这种现状。所以当我刚才讲说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矛盾而手足无措不知下手的时候,那种感受,我想大家从这几张结构版图当中,从这几个方面特点的规律当中是能够有所体会的。

二、十二五时期中国财税改革围绕着收入分配这一线索,将可能作出的一些调整

那么我们说第三个问题。面对这样的矛盾,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应当且可以做哪些事情。讨论很多,我们还是回到相对规范的层面,从今年三月份全国人大通过并且发布的十二五规划那里去寻求答案。这十二五时期,中国的财税改革将会呈现几个方面的走向。

(一) 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刚才说到中国税收收入体系的现实格局是间接税为主体。这样的一种税制结构,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必须加以改变,之所以主张坚决主张加以建议改变。我们至少有两个基本理由

1. 全球化背景条件下的税收结构在国际上具有趋同性。

在过去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理念,那就是管辖权,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税收制度是在我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我干嘛要听你的?我干嘛要跟你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没有人要你去听,没有人要你跟着他走,但是你还得必须跟从国际化的这样一个总体趋势,否则你就要吃亏。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泉州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一个地区,我们的产品要出口一出口呢往往就要有出口退税,因为我们的税制结构呢是以流转式为主体的,大家都懂一条,一个产品在出口的时候,给你出口退税说这个产品的税赋为零。但大家请注意,不是全部赋税为零。而只是指其中的流转税税赋为零是间接税税赋为零,比如在中国这个手机一旦出口,退什么,退增值税退消费税,增值税占到了我们全部税收收入的多大比重呢?四成,消费税占多大比重,一成,加起来五成。比如这里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块手机假定卖一千块钱在国内,当我们不在泉州出售,从泉州出口,一出口,这个手机一千块当中含税是三百块钱,整个手机在中国加上税收一共是三百块钱,那一出口呢,其中有一百五十块钱就要退掉了,对吧,你把增值税推掉,把消费税退掉,好了,他现在以什么样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呢,八百五十块钱进入国际市场。这是一种情况。

反过来,说这款手机在美国也生产,美国也向中国出口,那么但是美国的升值结构跟中国不同,他只有百分之二十属于间接税,其他的百分之八十都是直接税。所以他也出口,他一出口地时候,我们假定说也是一千块钱的售价,也是三百块钱的总体税赋,他只有多少呢,他只有六十块钱,所以他出口的时候就有九百四十块钱进到中国来,一到中国这里呢,我们又按照中国的税收法律给他再征上增值税和消费税。所以,我们形象的比喻,在税赋问题上,就好像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就比较冷,要穿大衣等,棉大衣。所以你只要进中国你就把棉大衣穿上,你一出中国呢就把棉大衣脱掉。这就是税收制度的差异啊,造成的国与国之间税收对价格冲击力的这种差异。这就容易引起什么问题呢,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当我们说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出口退税的时候,人家说你在搞贸易倾销。因此,我从这个简单例子想跟大家说呢,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各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之间也是带有趋同性的。目前整个世界的税制格局是直接税占到了比较大的比重。这是一个规律。

2. 税收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

大家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学过社会发展简史,我们说,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政府的时候,那么政府的派生物就是税收。因为政府要做事就要花钱,花钱他就要收钱,收钱就是通过税收无偿去收,就是这样子。当最初税收出现的时候,只想着一件事,怎么把钱方便地收上来,所以那时的税收带有简单、原始的直接税特征。怎么一种简单原始状态呢,最初是人头税。你们家几口人,五口人,一人交十块钱,五十块钱拿来。后来又稍微隐含一点,说有几个灶台啊,收多少税,有几个窗户啊,收多少税。这都是最初、最原始的状态。随着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商品交易产生了。有人发现,在商品的交易环节去课税,不找任何人要,只是去找生产、销售那个商品的人、厂商要,而他又能把交纳的税收打入价格再转嫁出去。大家发现这种办法真好,没有矛盾了,钱又收上来了,很方便又快捷。但是再往前走,税收就得讲究公平了。就是说,究竟是谁负担税啊,你得考虑到人们的负担能力是不同的,高收入的得多交点,低收入的得少交点,那收入水平高的人他从政府那里提供的服务也多一点,也应该多交点,如此等等,就需要讲税收的最终归宿,而且归宿一旦和公平绑在一起,所以他就要求跳出间接税的这样一种格局,而深入到直接税,又回到直接税。

但是这时直接税就不是简单原始直接税,而是高度发达的直接税。比如说所得税产生了,财产税产生了,这是一个大致的发展规律。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也毕竟不能跳出这样一种发展轨迹而自行提升。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基本上的税收都是隐含税收,名义上没税,实际上在工资、价格上当中暗含税收。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包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人谈不到什么财产,但是到现在大家有财产的时候也需要具有这种财产税与之相伴随,如此等等。换言之,当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并且我们三年的GDP增量就可以相当于一个德国的GDP总额的时候,就是我们市场经济的建设也必须跟上这样一个进程。税收制度上就需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同时减少间接税的比重。第二条,要增加自然人纳税的比重同时减少企业纳税的比重。这是一个方面的走向。

 (二) 个人所得税要搞综合制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2010年全部收入四千八百亿,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百分之六点六。我之所以给大家报这样一个数字意思是说,这样的收入对于政府收入的总盘子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数额。那么,政府之所以要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事实上他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取得多少收入,而在于通过个人所得税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水平,把它当做收入分配的一个主要工具来谋划改革的。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每当党和政府提出要用税收去调节收入分配的时候,实际上他心中所设想的,眼中所看到的,手中想操作的就是个人所得税这个唯一的税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别的什么税种。

因此判断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走向,一定要本着能否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这条线索来进行。以调节收入分配作为目标,那么中国现实个人所得税的格局存在着两大问题。 

1. 一大问题,叫做小马拉大车。

什么意思呢,我刚才给大家报了个数字,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总和四千八百亿,占税收收入的六点六,占当年GDP的百分之一点一。我们的意思是说,你这四千八百亿来撬动四十点一万亿那样的收入分配的总量他是力不从心的,是小马拉大车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换句话来讲,要使这个小马变成大马来大马拉大车,这是一个。

2. 第二个问题是分类所得税制。

什么叫分类所得税制啊,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虽然叫做个人所得税制,但是我们在征税的时候不是以个人收入为征税基数的,而是要先把个人所得税,先把个人收入大卸八块,你收了多少钱,收了一个月有五千块钱,有一万块钱,收税不是直接对着一万块钱收,先把这个一万块钱收入分成若干块,就按成分来归个类。跟过去一样,你是富农,富农待遇;贫农,贫农待遇,地主那是坚决斗争。是那么一种情况。具体来讲我们怎么回事呢我们的个人收入?要区分为你是工资薪金所得吧,那么九级超额累进,从九月分开始七级超额累进了,这是一种待遇。你是劳务所得吧,那么百分之二十的比率所得税比率。你是利息所得吧,百分之五,你是偶然所得马路上捡到的钱吧,又有相应的待遇,说你是财产租赁所得吧也有相应待遇。稿酬所得有相应待遇。不同的收益所得享受不同的税收待遇。这样有什么好处啊?有好处,便于征管,怎么个便于征管呢?就我们的税务局啊,不用直接管到个人,只管到单位就可以了。你是华侨大学,你发的钱,你看就基本两大类了,你发给老师的钱,是工资薪金,不管哪个渠道,都是工资薪金,那么它可以用一个标准来管你。你发给非在校职工的钱,那么就是劳务收入,那么也有人管你。所以他只要管住华大财务处就等于管住了个人所得税的这种来源。我们有一个市的地税局长这样跟我描述,说我税务局人力有限,在当地我只要管住三万个单位,我就管住了一百万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事实上它采取的是源泉管理的办法而不是纳税人管理的办法来管个人所得税的。所以这是一个它非常有效的的地方,是方便的地方。

但是他于此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弊端是没办法去调节收入的分配水平。你比如说我们在座各位我们来比较说谁的收入高谁的收入低啊?你进行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最需要问的就是谁的收入高谁的收入低,那么大家问我的收入,我说我的工资收入多少多少,一发现跟我们几乎在座所有人没差别。为什么?我们只说工资薪金。那么你再说别的收入的时候,一项一项的单个去比也比不出差距来,怎么办呢?最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所有收入来源先加总求和,就总数来比,这才能知道人与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是多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中国已经进入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人与人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在工资薪金上,而是在工资薪金之外,这就是说,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应当是由分类所得税制转向综合所得税制,按人的总收入课税而不是把收入分成若干类去课税。这是我们的方向所在,所以它的另外一个改革目标就是转模式,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这样一个改革的目标呢从一九九六年就制定了。一九九六年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写入了九五规划,但是从九五规划之后一直没有进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规律性事情。九五没有完成,就转移到十五,十五没有完成就转移到十一五,十一五没有完成,现在又转移到十二五。现在看来,十二五能不能完成,起码要作为一个努力方向去推进,但是仍然有变数有疑问。

(三) 中国要有财产税。

什么是财产税?社会学家给我们一个定义,说那是富人税。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不一样,经济学是以效率为中心的,而社会学是以公平为中心的。我们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一个老所长最先给我提出一个很严肃并且尖锐的问题。他说我看你们这些搞经济学研究的人都是偏袒富人的。我说何出此言啊!他说,你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税收制度的建设当中,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专门针对富人的税种,我一下子语塞了,我真找不到这样的税种。我们几乎所有的十八种税种都是大众税,都属于你也交,他也交,我也交的那种税,没有富人税。富人税指什么呢,只是财产税。财产税表面上说,有财产者就交税但实际上往往他有获免项目,往往拥有财产多的人才多交税,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税收制度出台。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叫《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个问题的决定》。那实际上描绘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种路线图,在那个决定当中,放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这就是中国要开征物业税,2003年10月份。为什么要开征物业税呢?因为财产税它有三种形态,一种形态叫一般财产税,是把你所有财产加总求和去征税,我们说这种对中国而言非常复杂,难以推行。第二种形态叫财产转让税,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遗产税和赠予税,而这样的一个税种本来有必要,但是在中国现实的背景条件下呢意见难以统一,难以达成共识,人们的说法各种各样,是吧?暂时搁一搁。

第三种业态是特种财产税,我不管你有多少财产,我只选择那些我便于征收的,并且主要的财产去征税。当时大家锁定了房地产这样一种业态,决定先从房地产税的征收开始在中国逐步推行财产税。为了能够和大家的认识相一致,或者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房产税征收的这样一种冲击力,就对房地产税换了一种说法,叫物业税,用物业税来替代财产税的名称,但实际上,物业税就是房地产税。从那以后,连续八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八年的时间当中,大家看到的一个突出的,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情景就是,尽管一再的提出要推行房产税,一再的主张要推行物业税,但是直到今天大家仍然没有看到中国未来的房产税的雏形,换言之,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处于非常艰难的一种状态。那么难在何处?

其实一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既得的利益割绝,大家有一个共识吧,有房产的人都不愿意被征房产税,房产多的人更不愿意被征房产税,偏偏有房产的人和房产多的人是最有话语权,谁都不能脱俗,包括我本人在内,一讨论房产税改革的时候我马上想,如果照这种税率,我该交多少?谁都如此,所以说这是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税收的征管机制。通俗来讲,包括我们泉州市地税局在内,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地税局长到,大家可以反问一下,就我们的地税机关能不能征收房产税。我到全国各地走,和很多税务局的官员都是朋友,迄今为止我没见过一个税务局长告诉我他能征房地产税。这一征到房产税的时候都感到非常之困难,说来容易,做到难,为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税务机关征管机制始终没有把征税的基础建立在居民个人身上,而只是建立在单位身上。我们刚才那一个税收结构版图就告诉大家,92%的税收来自于企业,其中的8%来自于个人税收,有8%也来自于单位,只有零星的那点税收是个人直接交纳给税务机关,让税务机关一下子把纳税人设定为非企业,是居民个人,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这整个的税收征管机制都需要重塑,都需要重新的构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两个障碍其实一直是困扰着物业税,或房产税开征的这样一个难点之所在,其他的都不是主要的。今年1月28日,前一个障碍已经找到了破解的这种通道。我讲的是既得利益割据,能够破解。这主要讲的是重庆和上海两个地方的房产税的改革试点,1月28号开始。他们试点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只对,除了重庆有点儿特殊之外,主要的方案是只对增量房征税,不对存量房征税。

我们形象的比喻就是这两个市的市政府在1月28号之前事先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宣布从1月28号零点十分开始对坑内的房子和人征税,但是请大家注意1月28号零点十分你到那坑边去看,那坑内啥都没有,既没房子又没人。但是从1月28号零点之后,因为这房地产交易总要进行啊,这换发房产证的这种活动总不能停止啊,你就看那坑里就逐渐有房子,逐渐有人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所有的房子和人都是自愿的跳入那个坑的,在1月28号那一天,就把所有的存量住房都已经甩在物业税和房产税征收范围之外了,所以大家一下子就发现,最初都很关注啊,大家说这房产税收了以后我该交多少钱呢?一看跟我没关系啊,所以也就不那么关心了。所以这样一来呢,事实上就找到了一种破解房产税征收难题的一种通道,就绕开了既得利益割据。

但是我们坚信一条,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人都会跳到这个坑里,所有的房子都会自动的落入这个坑的包围,为什么?说你的房子总要交易吧?你只要一换房产证,你就是增量住房,就跳入坑了,就被征税了。你可以信誓旦旦说我这个人就是不交易,我就自己住,实在不行我出租,但是有一条,你总有死亡的那一天吧,你死亡了你总要把房子转移给转让给你的子女,一换发房本就是增量住房。中国的改革的一个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渐进。要不了几十年,我们的房子的使用周期才50年,对吧,土地使用周期70年,要不了几十年,房产税就在全国推广开来,说这是一个难点,很重要的事实。

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障碍,我讲的是税收的征管机制的难题还没有找到破解之法。到今天啊,重庆和上海两个地方都宣布征收了一定的房产税收入了,请大家不要在意他收了多少钱,关键在于他怎么收的。他目前征收房产税的办法就是把房产税当流转税来收,那就是一脱离房地产的交易的这个环节,要求大家在换发房产证之前先去完税,完税之后再换发房产证,就好像我们二手房交易那个环节是一个道理。所以这样的税收的征收办法我们说不属于房产税的征收办法。因为房产税是指保有环节税,不是流转环节的税,它要以保有一定区间作为一个前提,就是说一般要有买入这个房子,你保有一年以后,就这一年的保有去缴税,往往是下打住,而不是上打住,我们即便放宽条件来讲说允许上打住,允许提前预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两层是迄今为止的做法他不具有可持续性,你提一个问题,明年咋办?我总不能今年买的房子你今年征了把明年税收了,但我明年不卖的时候你怎么再找我来交下一年的税收呢?所以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解决。从10月份开始重庆市宣布对三千四百套存量房要征税了,是带有试点的意思,那么怎么才能找到一种可持续并且可复制的办法,依然是个很大的问号。但不管怎样呢,我们说财产税在中国必须推广开来,否则他和我们的经济地位不相称,不相称。

(四)税收与价格的关联度要降低

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的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关联非常之密切,今年以来,在税收领域一直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拷问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今年2月17号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栏目播了一个专题,这个专题的主嘉宾是白岩松,两个人讨论从今年春节假日期间内地居民纷纷跑到香港澳门去采购生活消费品的话题开始,所以第一个问题抛出来了,为什么大家跑到香港澳门去买东西,回答就是那个地方的价格便宜。第二个问题抛出来了,说为什么港澳地区的这个商品价格就比内地便宜,答案又出来了,说那两个地方的商品的税收负担比内地轻,比内地轻,噢,答案又出来了。然后紧接着第三个问题又抛出来了,说港澳地区的税负比内地轻,那么我们发现,中国大陆的居民不仅到港澳地区买东西,而现在的出国代表团跑到欧美地区也大量地采购东西往回带。那又是为什么,好,接着答案又来了,说欧美地区产品的价格也比中国大陆便宜。那接着问题又来了,说为什么他那个地方也比中国大陆便宜呢?然后又说了,说中国的这个税收负担呢,比欧美国家还重。问题就是这样演化来的。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也都反复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内地的税收负担高于港澳地区,我们认了,确实是高,因为那两个地区具有特殊性,香港还是一个低税的地方吧,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认了。但是说中国的税收负担高于欧美,我们绝对不认。

我刚才讲,中国的税收负担水平按最宽的口径讲是34%,大家如果有兴趣翻一翻欧洲国家的税负,不说太高的,像北欧那些国家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七十以上。我们就算中档的,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税负水平我们考察过,39.5,39.5!我们虽然不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偏低的,我们说也是偏高的。但是我们绝对要说不是最高的。你难以解释说,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比欧美国家还低确实又导致了说同样一种商品在欧美国家的售价低于中国,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当然,搞研究的人就必须拿出答案。我们的回答是,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就总量而言,我们并非是最高的,但就结构而言我们的确存在问题。两个问题可以把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关联度问题搞清楚。

1.一个问题是并非所有的税都能进入架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缴纳各种各样的税,一种产品的价格呢他总是三个要素构成的,成本、利润、税金,没问题,这税金高价格就高,税金低价格就低,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说的这个税金并非指所有的税,大家学习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它告诉大家,能够直接进入价格的主要是生产经营环节的税收,那里有个专门的名称叫生产税。什么是生产税呢?就是生产经营环节所交纳的、通过价格转让的那些税收,我们的说法就是流转税,流转环节交纳税,或者笼统的说法就是间接税。往往是只有流转税或间接税才能够进入价格,直接税很难进入价格。比方说个人所得税,你怎么进入价格啊,进不了。而偏偏在中国的问题是,我们70%以上的税收,都属于流转税,都属于间接税,换言之,我们每向政府缴纳一百块钱的税收其中有70块钱的税是进入价格去转嫁从而找到归宿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2.第二个问题,并非所有人交纳的税都能进入价格,比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交税你交税他交税,在我们作为个人交税的时候,尽管我们也千方百计地说想把我们所交的税融入价格当中转嫁给别人,但你能做到么?一般来讲做不到。因为你不是生产经营者,不是生产经营单位,能够把它加入价格转嫁出去的往往是企业或生产经营单位,而在中国我们90%以上的税收都是企业缴纳的。我想说到这里,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税收对于价格的冲击力如此之大,为什么中国的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关联度如此之高。说税收的水平高,从而抬高了商品价格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进一步讲,并非是笼统的说税收,而是讲流转环节的税收。企业缴纳的税收抬高了中国商品的售价,所以在今后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面临一件事,是如何把中国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关联度降下来,这样才能找到缓解问题的出路。

(五)税收的征管机制要变革

中国有一百万税务干部,这一百万税务干部所组成的税收征管队伍,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各方面进步都很快。成绩也很大。但是有一个方面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跨越,就是他税收征管的一个基本格局。这种基本格局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仔细地观察下我们泉州市国税局地税局的税收征管,我只用4个字加以概括,前两个字叫间接,后两个字叫节流。什么叫间接呢?你看一下我们身边的税务官员如何征税,你看到一个基本景象是他总是通过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去要钱,或隔着一个人向这个人身后的人去要钱。换言之,他一般不找这个税收的最终归宿人去要钱,他只能收间接税不能收直接税。企业家纳的税,往往是什么,他负责交了,然后把他融入价格转嫁出去,个人所得税也是财务人员代扣给税务机关,然后他再找这个工资的收入者从工资当中去扣取他,就是从来或基本上你很难见到一个税务局的官员是直接从居民个人那里去收钱。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格局,一般只收间接税不能收直接税。什么叫节流,我们现有的18个税的税种,他的税源呢,大家仔细观察往往都是和现金流绑在一起的。有现金流则有税源,没有现金流则没有税源。换言之呢,就是税收的征收啊只能征以现金流为税源的税,一旦失掉了现金流的这种支撑,那么税收就收不上来了。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就好像我们知道一个茂密的森林里有很多鸟我们想去打鸟,但是当那些鸟都趴在树上的时候一个鸟都打不下来,打不下来,所以你就开一枪,把鸟惊醒了,在它飞行过程当中去把它打下来,我们目前的税也是如此,当一种税源是沉淀下去的时候,比如说你买了房子并且变成自己的财产沉淀了,那么税务局就很难收税了。只有在流动过程当中,比如我的房子卖给你,你的房子卖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把税收上来,所以这两个方面结合到一起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税收征管机制的一个基本途径。

     努力实施革命性的这种调整,才可能适应征收直接税的需要。否则的话那么直接税离我们的距离还很远很远,这是破解直接税走入中国,落户中国的最重要的一种障碍。

(六)推进城镇化,推进城镇化

我们都知道城镇化在十二五期间,被党和国家当作最主要的,而且是第一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源泉。为什么?因为我们传统上都以为经济增长是三驾马车的推动:消费,投资,出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三个方面我们目前都遇到麻烦。

第一,消费,十二五期间要极力地拉动内需,增加需求。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拉动内需在中国极其之艰难。仔细分析,都是难以破解的。比如,拉动需求,两类需求。一类需求是制造品的需求或者是商品的需求,同学们有兴趣可以调研调研我们的家长,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你会看到,对于制造品的需求目前很难拉动,因为需求状态已经偏显饱和。比如,彩电,你要拉动需求。我们发现现在在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彩电,所以有些家庭已经是一个房间一个彩电,就差厨房和卫生间了,你总不能说把那些方面也装满彩电吧!那很难,冰箱也如此。汽车?我们现在又不能大力的那样发展汽车,但即便这样在北京,包括什么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很难走动了,我昨天就差点误了班机,那交通堵塞是非常严重。住房,又不能向过去那样随意的去买卖,也是应限购的。那么在目前的条件下,你让人们去增加消费,从何处说,有新的消费增长点吗?没有。好了,说制造品不行,那就增加服务的消费吧,目前也遇到麻烦,在坐的同学们属于8090后,你们还好办一点,但是7060后以至于像我们这样的50后,甚至再往前倒,就很麻烦,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呢,还不适应于提高对于服务的这种需求量。真的很有意思,你走到一个全国某个地方,你去看,说吃一餐饭,人家说,你要在我们这吃餐饭呢得加服务费,我们的服务好,有人说不行,我们要货真价实,你就我不要服务,你就给我饭菜量大一点,等等。按说,你就说找点休闲产业吧,你去搞点美容啊,什么什么,这种服务了,也不行。年纪大的人也说,自己干就行了,干嘛非要干那种事了,都类似这样的,服务也上不上去,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增加需求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

出口,欧美国家现在经济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出口主要对象又主要是他们,你要想增加出口,又何其困难。

投资,对于中国而言,投资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嫌投资少了,而是唯恐投资泛滥,走到全国各个地方去,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非常之高涨。现在武汉市共有五千多个工地,又害怕过热。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都各有各得麻烦,现在剩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推动经济增长的就是城镇化了,只要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他就会转变一种生活方式,他需要买房子或租房子;需要,不向农村那样自给自足,而是需要采购粮食,采购商品,他需要在当地也从事经济活动,等等。会带来一种新的需求,从而,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庞大的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力量,所以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将会有极大的发展,但是十二五期间在城镇化过程当中面对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我们的二元的经济社会体制,中国的城镇发展现在号称是48%,但是仔细区分,这48%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而只是具有一半意义的城镇化,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二元经济体制,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有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分,农民工虽然人进了城市,但是,他并没有像城镇居民那样获取城市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很多待遇是不同的,孩子上学,是一个方面,公共医疗是一个方面,社会保障是一个方面,如此,等等,这是有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样的城镇化,如果进程太快,隐含着尖锐的社会冲突。我不知道这个泉州啊,因为它是一个地级省,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每当,坐公共交通,人非常挤的时候,当地居民怎么说?唉,都是这些外地人来的,要不然我们原来不是这个样子,我的同事,最近告诉我,我的孩子你得帮我转学。我说,为什么?我们家孩子所在学校进了农民工子弟了,是这样的吧,它这是一种矛盾,然后倒过来,从农民工那里,也是如此,现在农民工已经是第三代了,那么他会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是我们建设的,哪个环节都离不开我们,我们怎么是永远是二等公民。所以这种矛盾伴随着城镇化,所以,在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当中,必须化解的。化解的主要问题,我们说不在于其它,在于财政,财政要给,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的人提供均等化的这样一种公众权。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这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而这种大量的财政投入又必须要求有比较高的税赋水平,而比较高的税赋水平,在中国目前又遇到了这种越来越大的这种压力,舆论上的压力。

因此,推行城镇化,应当说,使我们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而在此过程当中,把二元的经济体制逐步转化为一元的经济体制,是必须过的一个重要得关口。好了,我们把如上面的这些讨论归结为十二五规划当中的具体条款,请大家先看十二五规划的三十二章,在这章当中专门讨论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这里包括,五个方面的条款,每个方面的条款,都直指收入分配矛盾。比如第一,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快行程合理有效的收入分配格局。第三,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第四,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第五,要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请大家再看十二五规划的第四十七章第三节,这里主要谈了税收制度围绕着收入分配问题的改革方案,一共包括七个条款:

第一,要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收配置的原则和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这一条款给大家传递的信息主要是不要只把税收当做政府取得收入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要在政府取得收入过程当中注重税收负担的公平和分配,要把税收当作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这是非常难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讲的是增值税,要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的税收。

第三,讲的是合理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第四,就涉及到个人所得税了,大家看这个提法,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意思是说,个人所得税必须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道路,但是,其前提是要建立起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机制,没有征管机制的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就难以真正实施。

第五,继续推进费改税,全面推进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的改革。

第六,就涉及到房产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的改革,还在十二五期间,要让房地产税能够向前跨出一大步。最后一句话,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我们今天这个报告从三个层面上,把收入分配形式和财税改革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因为考虑到很多同学不属于经济学专业,我讲的大致都是一些基本的趋势的概括,也基本上都是一个一般层面的和宏观层面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既然属于总体格局上面的东西,既然属于趋势描述方面的东西,那么有些东西就不属于特别专业的那种表述方式。而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能够明白我所说的这些基本的道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中的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我希望如此,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听我讲完这将近两个小时的话,谢谢大家。

(编者注:本文根据录音稿整理而成,有所删减,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