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东亚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

“华大讲堂”第二十一讲：东亚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

房宁

2011年5月19日

十分感谢，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泉州，来到华侨大学，在华大讲堂和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

第一次来到泉州，也是第一次来到华侨大学，这应该做自我批评。因为福建泉州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专业的社会工作的研究者，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对福建我们研究关注的应该说落后了，不够，以后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一方面的研究。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就我们近三年以来，也就是2008年底以来做的一项研究工作向各位做一个报告。这项研究是我们国家周边的一些国家及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所谓的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

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变革应该说大大的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大大的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中国的政治执政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场变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自己的奋斗、探索、实践来创造的。我们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它并不是孤立的，它也是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它本身包含的特殊性以外，它也有些共同性的东西，需要我们从整个世界，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去寻找一些经验供我们参考，更好的走好自己的路。本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2008年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基金的资助下，在我们院党总的关心和我们研究所各个部门的配合之下，我们做了一项大型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在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术界是不多的。这是一项经验性的研究，包含了东亚地区，也就是和我们国家在历史的背景、发展的阶段上都有相类似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做了研究主要有日本、韩国、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这个研究是一个经验性的研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如其所是的一个研究。我们做了所谓的田野调查，走访了当地大量的政治家、企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有关的学者，并进行广泛的探讨。我们这个团队包括了很多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及国别问题的专家，因为我们到每个国家和地区做调研是有很多这个当地的一些专门研究，比如说日本啊、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一些专家。这个研究针对的是国外的情况，我们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主张，叫做忘掉中国。我们不事先设定任何的这个前提性的观点。我们的一切的调研、一切的看法、一切的知识都是来自于调查研究本身，而不是调查研究之前。我们对中国不影射，甚至是不联想，也就是说不给自己设定一个框框。如果我们带着某些预设的前提去研究这些国家的话，我想这个研究就没有意义了。结论就在这项研究之前出现了，这研究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本着一个，把它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如其所是的研究来进行的这样的工作。现在，我把我们看到的事实，以及我们所做的初步的理论思考向各位做一个报告。

一、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

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东亚这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些国家和地区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东北亚的，有东南亚的。东北亚的情况我们比较熟悉。东南亚是两个文化圈，分为大陆国家和海岛国家。大陆国家包括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这些是属于大陆文化，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海岛国家主要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属于马来、印度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宗教信仰主要有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东北亚地区我们也知道，日本是个比较独立的文化系统，韩国也有它的特色，台湾那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华文化圈当中的一员。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在历史、文化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它的上层建筑，它的政治道路，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这些国家，除了日本以外，我们知道，日本是在明治维新也就是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开始了它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它是亚洲工业化、现代化的领头羊，也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以后，唯一的在亚洲地区通过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道路，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唯一的国家。现在我们中国也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我们走的不是西方的道路，而日本基本上走的是西方的道路，它是唯一的成功的例子，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它早一些，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和我们中国几乎是同步。我们中国今年要纪念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有几次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首先就是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它是1868年明治维新，比我们还晚了几年。但是，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所以我们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日本是这样，那么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管是印尼也好，新加坡也好，还是我们国家的台湾，它基本上1949年以后。还有是韩国，它也是战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的，我们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它也走上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所以基本上都是六十年左右的历史。

这些国家首先建立都是一种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的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大约有多长时间呢？这些国家也有类似的地方，大约十年左右。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它有十多年，它就结束了一个比较自由的时期。战后，它基本到1955年体制，基本上也结束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当然，不同国家之间有些复杂，韩国基本上是到六十年代初，从1953年到1962年，也有那么个时期，等等。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威权体制，一会儿我还要把这个威权体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威权体制大约是多长时间呢？我们发现也比较相似，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大约三十三年。然后就进入了所谓的，我们说的多元体制。大家注意，我这里回避了一个概念，叫民主。有人说你这是东亚的民主政治史的研究，我为了避免这个民主这个概念容易产生的歧义，所以我们没有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不想抽象谈问题，想具体谈问题，所以我们还是称之为社会转型，或者叫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那么所以我们用到了多元体制。到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应该说都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1、自由民主体制时代：“高喊‘默迪卡’的时代”

首先我非常简单地讲讲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我们也称之为“高喊‘默迪卡’的时代”。这个所谓的“默迪卡”是一句马来语，它的意思是自由、独立的意思。那么也就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话最开始是在印度尼西亚讲起来的，但是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类似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二战以后获得独立之后，首先呢他们都仿照着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建立了他们的这个政治制度，所以称之为“高喊自由的时代”。那么这个体制呢，的确是社会自由，社会比较自由。这幅日本画是大概是1962年吧，这个是日本的国会，你可能看不出来了，大家可能去过东京，这个是日本的国会。这个国会的前面已经是一个很宽阔的地方了，这些房子都没有了，这是全是示威的人群。日本战后非常的活跃，左翼运动、社会抗议运动，各种运动，工会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所以那个时候，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社会运动频发。但是呢，比较动荡，腐败盛行，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是起伏不定。简单地说，包括在韩国李承晚的时代，张勉的时代，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洛的时代，大致都是这么一个状况，台湾的情况有所特殊，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2、威权体制时代：实现工业化的时代

在经历了十多年这样的阶段以后，主要是这个五国吧，它基本上没有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时期，都纷纷进入了所谓的威权体制，我称之为威权体制时代。所谓的威权体制，这点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威权主义或者叫权威主义，这是西方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在工业化时期的一种体制的一种概括。那么他们的概括呢，认为是经济自由、政治专制，一般的概念是这样的。但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是需要修正的。但是我们并不想再制造一个词汇了，因为这个词汇运用得非常的广泛，可以说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了，所以我们没有再创造别的词汇来代替它。但是我们把它加以改造，我们认为，所谓的威权体制，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第一就是它对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简单的专制，也就是对于这个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这个如果早一点说就是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保障和扩大社会的权利。1868年3月份，十多岁的年轻的天皇，率领群臣昭告天下。他宣布了五条誓文，这五条誓文第三条最重要，他讲道：“观吾意图，以致庶民，各随其志，使人心不倦。”那么后来，美国的学者把明治维新的社会的变化的本质进行了概括，把这个五条誓文又概括成一句话叫做：“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就这一点改变，改变了整个日本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东亚地区，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其实今天在我想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三年改革开放经济发达地区谈这个话，我们是非常容易理解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晋江，我在台州做过很多的研究,在温州做过很多的研究，当时张德江书记、习近平书记都说过这种话，我想这个话完全也可以说在晋江、说在泉州，叫做“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它的发展，这个地方各种要素，几乎都不具备，但是它恰恰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书记也在这儿，各位领导都在这儿，同志们都在，你们完全是经历者，是吧？那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保障和扩大了人民的权利。我在研究这个东亚的时候，我吃惊的发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皇帝的诏书、政府的文告居然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省的一些县委的文件，这些语言都是一样的，允许这个、允许那个，都一样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后期那种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我们知道，就这一点改变，所谓社会价值的改变，不是我们说的价值观，而是社会的价值。价值观是对价值的反应，是形而上的，是在头脑里的，价值是生活中的。追求财富、追求成功、追求卓越，这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基本价值。这一点改变，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彻底得呼唤出来、释放出来。所以整个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它是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来出现的。

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威权体制了。所谓威权体制，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一种权利和权力的对冲现象。因为按照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的确有这样的经验，主要我认为是在英国和美国，也就是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开放同时进行的。我们最典型的可以看美国的宪政的历史，美国的工业化的历史，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这种特点。我们就看东亚，东亚的威权体制，它是在扩大权利的同时呢，集中了权力。这个在日本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的两个要点，第一是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当时，从大阪到东京，当时东京叫江户了。那个时候一个妇女可以去做生意，畅行无阻。但是另外一方面，日本的明治维新呢，建立了天皇体制。这个大家知道，天皇、所谓的天皇体制，人家是万世一表，八纮一宇。它的天皇是不像中国改朝换代的，中国的皇帝有很多的姓，日本的这个皇族就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日本有天皇，而无天皇制。天皇制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来的机制，之所以建立这样的制度，就是要集中政治权力，把天皇作为一个象征集中政治权力。集中政治权力干什么呢，我们称之为用于战略性的发展。所谓的战略性的发展基本上是四项内容。第一，制定发展的战略，规划性的；第二，建设基础设施；第三，提供部分的初始资本；第四，做软环境，也就是法制、教育等等。基本上这些国家的所谓的威权体制，集中起政治权力之后，基本上是用于这个所谓的战略性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双重体制之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地发展，所以在威权体制时期，初步地形成了工业化。有几位象征性的人物我们都很熟悉，一是韩国的强人，汉江奇迹的缔造者，朴正熙；二位是我们海峡对岸的蒋经国先生；三位是印度尼西亚的强人苏哈托。

我们再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认为威权体制具有双重的功能，权力和权利益的对冲具有双重的功能。那么我们也简单地分析了一下，就说它威权体制呢，它的存在还是有一些存在发展的条件的，比如说它都要所谓重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我们也对这个现象作了些考察，除了台湾、新加坡以外，因为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那么除此之外的，基本都称之为军政集团。威权时期为什么都有这样一个军政集团呢？因为我们知道，它需要有统一的意志和比较严密的组织。而军人集团本身具有这样的一种特点。那么他们具有重要的、汲取、集中社会资源的能力。比如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到今天它的执政地位都是相当稳固的。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以及新加坡的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最会理财的政府。他们具有重要的、巨大的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实际上就是利用行政资源汲取社会的经济资源，然后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选票。这就是新加坡政治过程的实质，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关键的奥妙，或者说是一个公开的事实。所以任何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当然在这能力之外，它还需要有控制社会利益冲突、平衡社会关系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所谓台湾的民主化，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也是国民党军工教集团，它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下降。

3、多元体制时代：选举的时代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台湾，纷纷的进入了多元体制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选举。大家如果到东南亚，包括到这个台湾，到各个地区看，你们都会看到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社会景观，就是选举，大大小小的选举。台湾的选举是非常的热闹。像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世界上选举规模最大、候选人最多、层级最多的选举，恰恰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印度尼西亚。多元体制和威权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权力的开放。而这种权力的开放呢并不是在这个法律层次上的，你比如像韩国在朴正熙时代，它也是维新体制，它也是可以有选举的。但是那个选举，它不是实质意义的。而多元体制下，它是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就是开放政治权力，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最终来掌握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开放不开放权力。

其他方面，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我们这现在有些争论，我们现在也在加深它的研究。

首先人民的政治权利，刚才我们提到，人民在威权时代，他的权利也有所保障，也有所扩大，但那主要是经济社会权利。在多元的时代，它的政治权利有所扩大，社会的自由度大幅度的、肯定是要增加的，社会福利也有所增加。但是我们没有讲到两个问题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所下降。这个是有争论的，因为，一种解释认为它的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当然这个速度要下来，但是情况也不尽然。

第二就是腐败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做了些研究。一般认为，这些国家腐败现象有所增加。所以这个和我们一般的经验也有所区别。过去认为所谓的实行多党制，实行所谓民主化，腐败应该减少。而且所谓的民主转型、民主运动、政治发展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就是通过政治制约来制约腐败。但是事实上，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腐败的问题是更加的严重了。我认为这一点基本上有共识。只是对于这个腐败的类型有所分析。这个我会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也好，泰国也好，像这些地区，这个它是共识，就是说在实行、实现了这个多元体制以后，腐败加剧，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在韩国，腐败分成两种也就是说它认为在威权时期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行政性的腐败”。行政性的腐败，这个在威权时期比较多。“行政性的腐败”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在中国也可以看到的，即这个政府机构或者官员的所谓的徇私的现象，利用公共权利来谋取私利。那么这个现象，他们认为在威权时期是有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到了这个多元体制下，这种腐败在某些国家，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那么这种腐败仍然很严重，在泰国也仍然很严重。

但是，另外一种腐败就更严重了，我们称之为“政治性腐败”。所谓“政治性腐败”就是和选举有关的腐败。就是在选举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资助他的这个政治代表，政治代表这个接受政治献金，然后代表某一个集团的利益，然后在执政过程中来加以回报。这是选举中的腐败，非常严重。当然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典型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在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里头，除了新加坡以外，这个问题都是非常之严重的。特别是在泰国和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基本形成了政党分赃的体制，我们发现多党以后，政党之间不是相互制约，不是相互监督，而是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一个分赃同盟。

首先，就是说，所有的政党都接受这个政治献金，同时把政治献金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来打击对手，也就是说把反腐败政治化。反腐败政治化以后又反过来保护了腐败。因为所有的关于政治家和政党的这种指控都被视为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一种政治报复，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认罪。那么既然大家互相把反腐败作为一个攻击政治对手的武器，那自然这种武器的运用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呢，大家会达成妥协，只要这个政治妥协达成了，那么反腐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案子也就撤掉了，这在泰国是非常典型，在印度尼西亚也非常典型。所以我们到泰国也好，到印度尼西亚也好，他们说中国了不起，中国反腐败了不起，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认为问题很严重，别人认为我们了不起，说最起码你的案子能办到底，说你看看泰国、看看印度尼西亚，可以说没有一个案子可以办到底的。案子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能办到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办成了，这事就完了。也就是说我用反腐败要约，我说你腐败了，实际上就是你要分给我一点利益，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这反腐败进行到底，如果你答应了，那我们两个人，就这个案子就结束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案子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最后突然发现这个事情烟消云散，而且原告一方还要替被告一方进行洗清，通过审查，通过这个调查发现对方不仅没有问题，而且是个非常好的人，公正廉洁。他们这个政治游戏非常的突出。这个像台湾现在还非常不成熟，慢慢就会走向那个方向了。

大家要在政治精英阶层里头形成共识，就是我们可以进行政治斗争，但是我们不能够在金钱政治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如果金钱政治进行斗争的话，那么大家都同归于尽了。所以你看西方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它很少在这些问题上纠缠，它可以搞绯闻、搞这个、搞那个，可以争论什么让你政府关门，但是他绝不会争说你接受了谁的汇款，你是金钱政治，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所以这些国家当它实行多元体制以后，腐败问题非常的严重。这一点企业界也是有共识的。所以我们调查大量的企业家，他们都指出，在威权体制时期，他也有问题，但是那是有控制的。也就是按台湾人的说法，就像黑社会一样，黑社会在一条街上只有一个老大，那么实行了这个所谓民主化以后，老大很多，党很多，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谁能选的上，不能烧冷灶，所以都要给，而且选举很多，层级很多，有议员、乡议员、市议员，什么立法会的，然后有什么乡镇长。一年选到头啊，哪一个菩萨不拜，也不知道最后谁，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他还是一个连带性的问题。

二、三种体制转换的原因及条件

下面我分析一下三种体制转换的原因。首先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自由民主体制会向威权体制进行转变，它的原因以及他的条件。

（一）分配性激励与生产性激励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做分配性的激励，一个叫生产性的激励。

首先，我们说分配性的激励。这是泰国街头的红衫军，很多是被他信动员来的，泰国的农民来到曼谷寻求他的未来，他眼光里头充满了期待，他脸是那么的憨厚。我们知道在这些所以的国家地区，他们历史进程我们称之为工业化。工业化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工业化带来了这个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变化。那么工业化简单的说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就是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长、关系大变化，就是社会学讲的流动，农村向城市流动，农业向工业流动，社会的下层向上层流动。比如我来的路上还问我们庄部长我们华侨大学的规模，你看我们过去一个中国一个大学几千学生不得了啊，现在中国是个大学都上万，我们华侨大学两万多学生，教职员工两千多。就说这种机会，中层阶级、教授、医生、公务人员、技术人员、司法人员，这种社会上层人物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增加，增加这种流动性。包括我们中国的高校，我们之所以能容纳这么多受高等教育的人才，那就是因为我们实现了工业化，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有这种岗位，这就是一种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从个人的角度当然就是身份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当然他首先是因为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发展提供这种机会，以及个人的努力包括受教育包括个人的奋斗。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争取政治权力获得社会流动机会和身份改变。在自由民主体制之下，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些社会非常的混乱，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那个时候政治权力是开放的，所以各个社会集团他可以通过对政治权利的争夺而获得社会的流动和身份的改变。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就会对社会的流动形成一种分配性的激励，也就是说通过政治权力去分享社会的地位，社会的身份和社会的财富。我们称之为分配，这个概念大概就是这样了，分配性的激励。

这样的话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国家纷纷关闭了这个政治权力竞争的途径，所谓，实行了所谓的威权体制。威权体制的特点就是政治权力的不开放。那么在威权体制之下，一方面是垄断了政治权力，从而就抑制了社会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同时威权体制他又放开了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权力，加以保障，从而他推动了全社会对于经济利益与财富的追求。我们称之为这样的一种关闭政治渠道开放经济社会渠道的做法，它就客观上形成了生产性激励，所以这就是威权体制的一个解释。他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终这些国家和地区威权体制纷纷瓦解，向多元体制进行转变，那他的原因和条件我们也做了研究。

（二）三种体制转换的原因

我们来看来他的原因。我们认为是三大变化，首先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第二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变化，第三是精英集体的分裂。这三个因素，在我们研究的五国一区当中基本都是同时具备的，这三个因素他们那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的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是说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特别是巨大的社会集团。比如说我们可以举韩国和台湾的例子。韩国的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三大集团，应该说这三大集团都是新的。大家知道韩国朴正熙在上世纪60年代初进行政变后提出了建立这种新的体制，所谓的军政体制。那么在军政体制之下，他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财阀集团和新工人集团。韩国的政治权力基本上垄断在军政集团手里。

随着经济的发展，那么新工人集团发展起来了，韩国的工业化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量的农民，在中国称之为农民工，而在韩国是不能称之为农民工的。因为中国的农民工他是有双重身份的，他在城里他是工人，回到农村他是农民。家乡有一个根基，他有一份保障，他是可进可退的，特别是城市周围的农民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而韩国呢，由于他农村是私有制，韩国的土地是私有制的，所以韩国的农民一旦离开农村以后他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而且和城市中原有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更没有社会保障，组织程度更差，所以他们称之为新工人，但是他们恰恰是韩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当然这个主体和韩国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韩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他们是左倾化了，也就是所谓是他们自己称之为进步阵营。也就是韩国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下层阶级一起的。这是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因为在很多国家里知识分子他往往是和属于精英集团是和上层阶级是联合在一起的，但韩国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新工人集团，我的意思说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大学生。

韩国还有另外一个集团就是所谓的财阀。但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原有的权利结构当中是没有地位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代表性。所以他们在权利结构中缺乏地位，缺乏代表，缺乏回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台湾也是，国民党败退海岛以后带去了数百万，他们所谓的这个军工教，后来就称为军工教集团，以及他们的家属，统统被称为军工教。但在台湾的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外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台湾草根经济、本土经济、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以台湾本地人（所谓的本地人也就是在1949年或者在1945年那些台湾原来居住的这些居民，也包括少数民族，也包括这个移民）和在原国民党的这个军工教的集团为主的这个权力机构当中也缺乏自己的代表，缺乏回应性。所以这种机构变化以后，就会形成一个社会对于政府，就所谓利益结构对于权力结构的巨大的压力，他要求改变这个权力结构，因为权力结构毕竟是以利益结构为基础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权利意识的增长。

再有一个就是精英集团的分裂。因为结构性的变化最后往往导致最后在上层的经济领域发生表现。那么台湾最典型了。那么台湾的政治转型，应当说它的基础是台湾利益集团的转型，也就是台湾在它的工业化转型中出现了一个以本土人士为主体的中小企业集团和国民党为代表的上层的就所谓军工教集团的矛盾，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但国民党政权丧失，台湾的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却又和台湾权力核心当中的我们称之为“弱王”现象是有关的。所谓“弱王”现象就是台湾政治精英们的分裂。这种现象在政治发展的历史上是并不少见的，台湾在这个政治转型的过程时期是非常典型的。反过来说就是这种“弱王”现象会在社会转型时期经常发生，比如说戈尔巴乔夫就是“弱王”。所谓“弱王”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原有的权力，在政治继承的过程中，在原有的政治体系当中这个权力的继承者他缺乏政治基础。那么我们都知道台湾原来这个政治权力是比较集中的，蒋经国他集中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就是威权体制非常典型的现象，也就是权力的人格化。但是他在政治继承的时候威权体制它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权力继承的成本和风险比较高，所以威权体制往往都是老人政治，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政治继承、政治交接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为了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所以就推迟继承。但是最终因为人的这个自然寿命的问题，所以反倒是在继承的过程中风险更大，成本更高，所以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

台湾就是比较典型。我们知道在国民党进行这次政治交接的时候，他把这个权力分给了三个人，那么一位就是考博森先生，这是军头，掌握着军权；一位是李化，行政院长，就是他掌握着行政权；还有一位是李登辉先生，他是党的领导人。那按照台湾的体制，党的领导人是最高的领导人，但是如果党的领导人缺乏这个，这些权力的话，他就被架空了。而问题也出在这儿，李登辉恰恰是一个缺乏政治基础的“弱王”，也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党政军系统当中他缺乏他的应有的地位，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那如何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呢？他就必然的要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源，而在体制内他又缺乏这样一种资源，因此他只能从体制外引入政治资源，而民主化恰恰就是引入体制外政治资源的一个非常便当的捷道。

而这种现象早在2500年前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发生了，而古希腊的先贤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当中就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所以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就指出来，他说民主，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引入外部资源的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我把它称之为“外援现象”。像我们这个足球，这个甲A联赛，每个队可以引外援，这个中国的CBA也可以引外援。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李登辉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基础，扩大自己的资源，抑制这个党内的竞争者，他就推行民主化。那么推行民主化的结果，按照这个施明德先生他对我讲的，那就是对内制造了国民党的分裂，对外民进党乘势而起，所以就造成了最终经济上的分裂，最终政治的转型。

（三）三种体制转换的条件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条件。因为在东亚政治转型当中，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当中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比如说最典型的泰国。泰国它已经画了三个圈了，为什么我们说它已经画了三个圈了，就是从比较集中的体制向比较分散的体制已经转换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它转了三次，它都没有转成。像韩国实际上中间有一个时期，它也是一次转型，它也没有成功。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它的转换它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情况下这种转型最有可能发生，并且最有可能发生呢？在这些国家的情况是这样三个条件：第一，就是新社会结构的形成；第二，就是新精英阶层的整合；第三，就是新保守意识的形成。

1.新社会结构的形成

首先我们看看新社会结构。就是说在这个工业化过程中，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使新的社会集团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从原有的一种社会结构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最基础的原因。我们观察工业化社会的时候，发现所有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就是当工业化发展的这个过程中社会是大流动，从原一种结构转化为另一种结构，但是这个情况在工业化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有不同的社会阶层。那么这个时候一旦结构形成或者说工业化完成，这会流动就会大大地降低了，这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这样。大量的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国学习的很多海外的那些学子他们纷纷地归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国外的流动机会其实远远少了，而中国的流动机会多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而西方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完成了规划的社会，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社会流动，只是降低了。那么这一旦形成那种新的社会结构以后，那么它就有可能实现这种转型，也就是说这种转型政治上的变化、权力的开放它不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巨大的变化，它会带来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对社会整个结构影响已经很小了。简单地说，你是医生你还是医生，你是教师你还是教师，你是精英阶层，你是平民阶层，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不会因为选举，不会因为哪一个党执政而有多大的变化，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一旦这个情况形成了，它才有可能发生上层建筑里的其它方面的变化。

2.新精英阶层的转变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英集团的转变。什么意思呢？这是我在这个访问这个施明德先生的时候，他给我讲的一个小故事，使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阐述。大家知道施明德是台湾一个很独特的，在台湾政治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一个人物，他号称不是坐牢时间最长的人，是绝食时间最长的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那么我谈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我们那天做了很深入的长时间的交谈，他给我讲他的历史，讲他的心路的过程，讲台湾的这一切。自然会谈到这个所谓的红衫军。他说这个红衫军这个事儿很简单。他说，我当时想去斗这个陈水扁，反贪腐，我怎么，他也脱党了，变为一个人。他怎么去动员社会呢，就是靠网络的力量，这是他助手出的主意。就是在网上发个帖子，说我要集合多少人，我要去向陈水扁表示抗议，要是同意你就给我寄一百台币。因为如果是光点击一下不行，因为看不出真假，是吧？你寄一百，（就很小的一点钱了，那么表示你认真）你给我表示一下，表示你比较认真，这就是说来测验一下支持者的这个可信度。他说，一百万个人给我这一百台币，那么我就发动这场运动。他就这么一个决定，他也没有别的什么组织系统。很快就80万了，80万就说明有80万人一个人给了一百块。他就决定了，搞。果真就搞起来了。多的时候，号称“天下为公，百万围攻”，到最多的时候大概有20万人。那么他就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了，集合在台北的凯道。他说，方先生你知道我在斗这个陈水扁，我的这个指挥台指挥台面向哪里呢？我说我还真不知道。他说，那你说按道理应该面对着陈水扁去抓他，一伸手就能把陈水扁给他抓出来，他这个总统就当不上。他说我的指挥台不是面对着总统府（所谓的总统府台），而是面对着他组织起来的所谓的红衫军。我说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大家要去抓陈水扁，就要从我施明德身上踩过去。原来在所谓的民主化情况下这个政治精英阶层对自己的群众是有控制力的。也就是说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些精英阶层他们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他是有共识的，也包括各个阵营内部的精英，不同的精英集团。施明德先生显然和陈水扁不是一个集团，所以他从来不提这个陈水扁的名字。我多次提到陈水扁的名字都没有得到回应。最后我就问他怎么看陈水扁？他说他是台湾最无耻的人。就这么一句话，非常轻蔑。但是他对自己的群众是有控制的。

无独有偶，我问这个许信良先生（他也是这个民进党的元老），陈菊市长要不要去访问大陆，他没有正面回答，他就说经济就是两岸。果真，陈菊市长最后还是来大陆了。而且陈菊市长最后说了一句非常奥妙的话，他说我有原则，也有良心。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良心和原则难道是两回事儿吗？他说的话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其实很简单，所谓的原则那就是台独，所谓的良心那就不能台独，他都有，那就是要和大陆搞关系。实际上民进党的上层，我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他们是这样来看的，看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精英集团他对他的下层的群众是有控制的，他们之间是有共识的。许信良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台湾叫乱而有序。之所以台湾的民主，他说，他说之所以台湾民主能够成功（他认为是成功的），就因为两党制。应该说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发展还是挺快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台湾必然是两个党派，因为他的这个结构问题。所以他说只要是两党制，台湾的民主就会成功，就是乱而有序，斗而不破。这个两党制的整合的成本比较低，实际他的意思就是说两党之间是有共识的，不是说是无限竞争的。

3.新保守意识形态形成

第三个就是心理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多元体制不会给社会带来一个摧毁性的结果呢？还有一个社会心理。过去西方讲中产阶级意识是有待于理解的。不仅是中产阶级意识，包括精英的整合，包括结构的变化，这都是更加重要的，而意识也是重要的。我们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这个社会结构变了，各就各位了，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以后主要的社会集团，主要的社会阶层他各就各位了，各得其所了，社会会出现一种我们称之为“保守意识”的现象。这在韩国和台湾非常明显，日本非常明显，也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改变了。社会的主流价值改变了以后，它就会排斥那种所谓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体制工业化初期的那种狂飙突进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现象。“民粹主义”以大众，以这个水土效应、短板效应，能够引领这个社会的潮流，是谁越激进，谁越能够得到社会的服从。而在结构完成以后，也就是出现了保守主义的社会阶层，其实不仅仅中产阶级，主要社会阶层各就各位以后社会就保守了，社会就不希望变革，不希望改变游戏规则，不希望重新洗牌。在这个时候任何激进的社会主张都会被主流社会所冷落，这就是所谓的保守意识。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激进的社会主张在某一个社会、某一个国家在某一个阶段，它是很得人心的，它是能够引领潮流的。但在某些阶段它不能引领潮流，它就边缘化了。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把政治和生活分开，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议会可以打架，可以抗议，但只是一场政治秀。我们到台湾也知道，在所有的西方议会里都能看到。我们到德国议会，他不冲着主席演讲，议员辩论也不互相辩论，都在看着那个电视摄影机的方向，他永远都要冲着。议员都要冲着电视说话，仰着头，冲着一个小小的电视在讲。台湾也是，我们到那儿参观都是在二层，台湾的议会都是在二层。底下，他们说那，议员要打架绝不会在下头。我说什么意思，他说那电视照不到，他们一定要到电视照得到的地方去打架。晚上就去喝酒斗酒（台湾军政文化嘛），晚上你小心一点，我们那几个人灌死你，你不给我面子。这是两党啊，晚上都抱在一起，喝到一起，是吧，白天那个唇枪舌剑，正义凛然啊，激动万分啊，有的时候肢体冲突，底下关系可好了，没有问题的。这个各国议会基本这样。所以它实际上它是能够分得开的，是吧。大家去游行，也很理性，也是知道分寸在哪里。

而在没有形成这种政治意识之前呢，是没有分寸的。那一定是要搞出结果来的，是不会妥协的。所谓西方人讲民主政治就是妥协政治，是吧，是没有绝对政治，没有谁对谁错。是吧，不能说我对你错，他就讲这就不叫民主政治了。民主政治就是你拿多少我拿多少，不是你得我失，不是你对我错。而是我要约，你讨价还价，最后我们大家分多少。这就是这个结果，而不能分出对错，那你要分对错那就完了，那赢家通吃嘛，那就他不行了。所以他一定是要形成这么一种结构，我做到了，你也做到了，结果就出来了，那剩下的生活还是照常。

（四）政治发展的其他问题

1.竞争型和协商型的多元体制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国家当中，我们发现所谓的多元体制，它实际上还有两个区分，一个我们称之为竞争型的多元体制，一个我们称之为协商型的多元体制。那在我们研究的五个地区当中，像韩国和台湾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竞争型的。所谓竞争型的呢，我们称之为平行体制。像韩国，它有两大，三大集团，相互竞争，所谓保守阵营，进步阵营两大集团的竞争，它是平行的，因此它的政治结构是轮替的。台湾基本上是军工教集团和本土集团，那就是蓝绿，所以它也是平行的，它也是要交替的。那么日本和新加坡在很长时间里，当然这个情况会不会发生变化，日本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加坡是不是将要发生变化，还是在未来会不会发生变化，那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在我们观察到的时间里，它是一个上下结构。也就是说虽然是开放的政治体制，虽然是有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它的政治精英集团是相对稳定的。而这个政治精英集团是通过吸纳政治精英、吸纳政治参与，通过协商的方式，整合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来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我们称之为协商型的政治体制，那么它就是一党制或者是一党多派制。而竞争型的多元体制是两党制或者是多党制，这一个情况。

2.政治体制的三个层次

那么最后我们想做一点理论上的探讨。一个总的看法，就是东亚的政治发展，决定它的历史进程的，决定它是多元体制还是威权体制，我们认为还是和发展有关的。就是工业化的问题，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它的上层建筑适应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今天是在华侨大学，在这样一个比较学术化的场合里简单地讲解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这个政治问题的研究，或者说对政治体系的结构的分析，它实际上是三个层次：宪政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所谓宪政体系就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所谓权力结构是实际的政治权力的主体以及它们的关系，而利益结构是社会的利益集团，是政治利益问题的产生这个层面。只有从这三个层面的综合上，我们才能够比较完整比较清晰地来认识一个政治体制，所以仅从法律体系上你看不出一个国家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些国家，或者说很多不同的国家，实际上它的法律体系都差不多，你甚至可以研究研究美国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实际上很多基本的论断都一样。美国宪法、中国宪法的第一句话都差不多的，都是权力属于人民，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完全不一样，不是一样的政治体制。所以不能仅从宪政体制上去看问题，还要从权力结构上去进行划分，权力结构的背后是社会的利益结构，三者的综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实际的情况以及它的发展。

3.政治发展的规律性

再有，我们发现，这个政治发展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我们认为它的规律性是呈现为分散和集中的趋向，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在历史学界，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常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历史是线性的，是不断地从低向高的，阶段性地发展的一个过程，还是个循环的过程。所谓中国史学界近些年比较关注的叫做“王朝兴替理论”，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我们在东亚的观察中我们认为直线性的发展和循环的发展都是有的。当然仅仅凭我们这点研究还不能得出更普遍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发展尽管是有线性的，但是在权利结构上，在权利集中分散上是一种循环。像韩国很典型，韩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保守主义的复归，是李承晚的自由主义、朴正熙的集权主义、民主化的分权、大国家党的重新执政、保守主义的复归，几个圈在循环。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救济的现象，制度救济现象。在主客观方面我都可以形容，因为权利的过度分散他会造成效率的较低，社会的功能的瓦解。所以精英集团他会产生维系体制的这种动机和行动，而大众方面会接受这样的一种重建。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国家的军事政变的时候，都会发现他的军事政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周密或者非常强有力的行动，都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但是这种冒险的行动在某种情况下就获得了成功，而实际上大众是默认的，但这个就很多了我们不讲了。而在客观方面也是也是有这样的，还有一些历史起点问题，这个不多讲了，

4.规模问题和国民性

最后讲讲这个一个规模问题和国民性。就是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除了刚才说的因素以外，和它的规模还有关系，这个规模大规模小，效率不同和功能不同，一般来说在这个政治文化上规模小的，这个传播迅速，受众简单，形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动员的速度比较快进而形成社会运动比较容易。而规模大的体系是相反的，行动效能上也有这种情况。再有就是国民性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谈到国民性。我们发现这个国民性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发现选举问题上，就看到了这个国民性是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华文化圈里，台湾选举有贿选现象，但台湾的贿选现象只要拿了钱一般这个选票会给你的，这个我们最近在大陆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当中，我们当然研究还不够，我们也在研究，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陆的这个贿选拿了钱的一般的他会投给你一票。而在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70%的人承认就是自己在选举中是要拿钱的，但是在这当中70%的人又说我拿了钱我该选谁还选谁。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所以在不同的文化圈子里头情况是不一样的，这倒是和国民性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们认为呢，还有一个结论我们认为国民性不是主要的。因为尽管这些国家也好、地区也好，他们的国民性有差别，文化有差别，但是总体的政治发展的规律性并不受到这种文化因素的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我们这个研究还是初步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研究还是比较可靠的，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实地勘察，去交流去请教去分析（当然也吸取了大量的前人的研究的成果）得出的这样一个看法。别人的路是这样走过的，别人的路并不等于我们的路，但是别人的路可以供我们进行参考使我们的路走的更好一点，这还是我们的初衷。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