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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时间:04-20  来源:  作者:

 

“华大讲堂”第二十讲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蔡昉教授:

2011年429

谢谢张校长,也谢谢宋部长给我发的纪念牌,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宋部长、丘校长再次见面,也能够有机会和泉州市的同志、华大的老师同学们来交流十二五时期的一些思考。十二五看上去只是中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五年计划的第十二个规划。其实,我个人认为它不是简单的。因为我觉得十二五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说一点题外话,就是在78年以后,我们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个农村的改革,后来进入到城市,又进入到对外改革开放,这整个过程推动了中国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我们估计三十几年平均每年的GDP增长速度接近10%,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大概是8.6%。仅仅就本世纪以来,我们就分别超过了法国、德国,接着又是日本。最近这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做了一个新的报告,说中国2016年就可以超过美国,当然它是用购买力这个概念来计算的GDP总量。不管怎么说,中国迄今为止是在不断地高速增长,不断地赶超。这是我们五十年代就有的愿望,叫超英赶美。我们肯定是超英了,现在确实也是在赶美。但是,事实不是简单。

很多国家可以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并不意味着说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你就买了一个保险,可以凯歌前进长驱直入,按照原来的增长速度进入到了高收入的国家行列。事实上我们看世界经济发展史,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屈指可数。我们现在能够举出来的,其实仅仅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然还有很多连贫困线都没有摆脱的。即使摆脱掉了贫困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几十年上百年停滞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是更多的,例如拉美国家,亚洲也有很多,像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这样一些国家。因此,人们归纳现实经济史,最后得出一个概念是存在一个叫中等收入陷阱的东西。这到底对中国有什么启发,即我们适用不适用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十二五是显现出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最关键的五年。也就是说这五年搞得好,可以继续加快发展,最终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说,按照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就是8.6%,我们估算大概在十二五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可以超过6000美元,到2022年左右可以达到12000美元。12000美元正好就是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点。也就是说,到2022年或者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12000美元我们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也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今天,我用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题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这是去年1228号我给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的题目。但是,可能更多的是讲一些挑战。如果你不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可能会在十二五时期显现现实中的社会现象。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十二五的这些主要的指标。随后我们后边的讨论,就有依据了,或者说有一些针对性。

一、 十二五的一些主要的指标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定的目标是在十二五时期每年增长7%。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定的目标是在十二五时期每年增长7%,我们知道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定的目标是7.5%。对于这个速度,其实我过去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比如说十一五的制定过程,当时我是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从来就不可能达到7%7.5%。我们想一想,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我们遭遇过9798年亚洲的金融危机,朱总理说说我们要应对危机,一定要保住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8%,就是在最危机最难过的时候,我们也要保82008年,我们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温总理再次提出说我们要保8,保不了8我们就保不了就业,也就保不了民生,就会出问题。结果我们也保了8。也就是说,在最糟的情况下我们都要保8,经济顺利的时候其实都要超过两位数。

但是在制定规划的时候,你十一五定的7.5%,十二五定的7%,我就说这意味是不是越来越不符合现实。但是后来做了一些研究,特别是中央充分肯定了我们学者、还有政策指定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讨论。不过,后来决定不在中央文件里头也不在规划里头过多地说这个词儿,但是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就讲我们要研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上升期的规律。新生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多,最典型的是金砖五国。这些国家的特点除了规模大之外,还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因此我理解,研究新兴市场经济上升期的规律就是研究如何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因此,如果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挑战,这个7%GDP的速度是不是就有了依据?稍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上。

第二,教育指标中的一些约束性要求。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对教育的指标定出了一些约束性的要求。这也表明这个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此外这次增加了几个定量指标,特别是增加了几个约束性指标,基本上都是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的指标。也就是说我们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时候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们的指标就越加体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容,特别是这些约束性的指标。这个我们还可以在后边再继续讨论。

第三,对民生提出更多的定量要求。大家也知道,更重要的一点是对民生提出了更多的定量要求,当然也包括了一些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就是说你必须要完成。这些指标表明了民生的重要性,而民生在中央的建议里头是说,保障和完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是能够实现最重要的地位?

到此,我做一个简单的提示,我们不细看这个定量指标,我们还是随后再说为什么十二五提出这样的一些重要指标。

二、十二五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一)十二五面临的国际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我从相对悲观的的问题入手,就是说在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和风险,其中有一些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我先列举一些国际方面的。

首先,我们知道过去经历了两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来说,特别是对发展经济体来说是时间更长一些、恢复更慢一些。从这张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各个国家是不平衡的,恢复本身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表现出来的2009年,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3%,发达国家是-3.6% GDP整体上来说是缩水的,但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经济体,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增长是2.1%。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存在,世界经济没有下滑得多。在2009年之后,所有的经济体普遍都成为了正的经济增长,也就是世界经济是3.8%的增长速度。2010年,发达经济国家是2.6%的增长速度,而新兴经济市场经济国家是达到了7.5%。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今年的预测,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增长速度恢复不是直线上去的。对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又在去年基础上又下滑了, 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可能降到3.2%,发达国家降到2.1%,而这个新兴经济体会降到6.3%,比去年会降到1.2个百分点。因此,目前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是不乐观的。

其次,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来的同时,通货膨胀的风险则会显著提高。我们看,在09年的时候,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0,没有人买东西,那物价也涨不了,世界平均水平是1,百分之一,而新兴市场国家是4.8%,去年整个的通货膨胀率都往上涨了,这个世界平均是2.4%,发达国家是1.4%,新兴市场国家是5.7%。去年这一定的通货膨胀说明人们开始有消费的信心了,生产开始恢复了。但是人们对今年的预期会产生一个过度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会对居民的消费额外限制生活水平造成直接威胁的通货膨胀。像人们预测世界今年平均大概3.3%的通货膨胀率,而发达国家大概是2.4%,而新兴经济体是6.5%。我们可以想象去年只有4%,如果说我们通货膨胀率真的达到了6.5%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我记得在很多次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都在讲,说我最担心的中国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腐败,另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因为它们都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因此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下滑,而通货膨胀率有可能提高,物价上涨有可能加快。这是世界经济中潜在的风险,其实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再次,我们也知道最近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一些更近期的,比如说中东北非的所谓的XXX革命啊,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啊以及它的政权出现的一些危机。这些因素直接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油价上涨的风险明显的加大。这种高油价必然意味它作为一种外部的力量推动通货膨胀的上升,使得你的经济增长更加艰难,经济恢复更加艰难。这是中东的情况。从欧元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谓的主权债务危机仍然在继续,这造成了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当这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生产成本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整体上推动通货膨胀。即使这个时候你有经济恢复,你也有就业的增加,甚至工人的工资有一定的增长,但这都仅仅是名义上,最终的结果是通货膨胀会把你所有名义上的工资的增长、名义的GDP的增长给消磨掉。因此,真实的改善并不是很乐观的。除此之外,我们的地震,日本的地震,和它的这些核辐射,这些问题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个保守的估计是,日本的地震,因为它的地震,虽然说它的地方不太大,但是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一个较大的经济区,大东京经济区。而这整个部分,它的GDP应该占到日本的整个GDP18%,也就是说它的整体影响是比较大的。因此有一些人预测说日本的GDP会降下来,因为地震而降0.5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搁在中国,我们根本不会在意它。我们现在都是1112,如果说11%GDP的增长速度降0.5个百分点变成了10.5%,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根本不在乎。但是对日本来说很了不得。日本在90年以后,它的平均增长速度大概就只有一个百分点,你再降0.5个就意味着降它一半。实际上人们原来对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是1.4%,如果讲再减了0.5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说日本最好的情况下实现0.9%的增长率,连1%都不到。只是一些地区整个经济的不景气,对于我们构成了足够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对世界经济高度依赖的一个国家,对欧洲,对美国,对中东北非的石油,对拉美的石油,对澳大利亚的初级产品,拉美的初级产品,对日本的市场,这个依赖都很强。如果整个这些外部环境都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并不一定有一个足够好的外部增长环境。

除此之外,我们觉得美国对我们更为重要,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往美国,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投资,我们购买的债券大部分也都来自于美国。我们看一看美国的经济恢复。其实,美国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说它的经济增长已经恢复了,已经在0809年的金融危机中已经开始恢复了,但是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是无就业复苏。也就是说,美国GDP开始增长了,但是就业不增长,还保持着高失业率。过去前不久美国人宣布说,我们已经连续四、五个月就业开始恢复,失业率下降。但是就在这连着四、五个月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是百分之八点几,8.7%8.8%的样子。也就是说他的失业率仍然很高。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从红色的那个折线开始,我们称为经济危机衰退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说GDP开始增长了。在这之后,我们看要过渡多长时间就业才可以增长?我们看70年代,80年代都是经济增长了,就业开始恢复,也伸缩增长。但是从90年,90年代初开始,它的经济的恢复就不造成就业的恢复,因此在美国出现这个词儿,叫做无就业复苏,或者干脆就叫失业性复苏。一边经济在恢复,一边还是高失业率。到了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看,就是这个经济增长以后,就业反而下降,失业率反而提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为什么说这个现象?因为这个现象对中国很有意义。当美国经济复苏了,但是没有就业的扩大的情况下,居民的收入就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因此它的消费就不能上来,它不能上来,这对于我们的出口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另一点,因为美国又开始他们已经准备的下一个选战了。这个时候,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们都要对自己的经济主张要进行阐述。共和党要批评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批评他的经济绩效。而奥巴马要为自己辩护,要说我有多大的功劳。这个时候,它的高失业率必然不能承认说是我奥巴马无能,必然要找到一个替罪羊。因此很自然地说高失业率是因为中国人抢了我们的饭碗,偷了我们的饭碗,偷了我们的就业岗位。因此,很自然地,他会用压迫我们人民币升值、用制造各种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的办法,进一步伤害我们的出口环境。因此说外部环境不好,归根结底也都会影响到我们。其实不仅是美国这样做,欧洲人也是把中国作为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看成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们所有的贸易保护措施几乎无一不是针对中国人来的。同样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各种贸易输送,贸易保护措施也无一例外是对着中国来的。所以他们日子不好过,他们一定会把相应的这个矛盾转移到我们身上。因此说西方人现在基本上有一个总的战略,就是说我们要讲全球经济再平衡,而其中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在中国,主要的内容是要让你人民币升值,要让你减少贸易顺差。但是,我们也在做这些工作是吧。我们并不是说人民币就注定不要升值。我们也希望。我们总书记也讲过再平衡这个词儿,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国内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说按照你们美国人、欧洲人的时间表说我人民币在什么时候升值多少。如果按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中国的国情,我不能按照你。但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给自己制定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平衡道路,这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也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发生在十二五时期,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要有大的成效,否则,我们一定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同样,刚才说的是国际形式,国际上的一些约束,我们再看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是也有诸多的挑战。

(二)十二五面临的来自国内的挑战和风险

1. GDP人均较低

温家宝总理把我们国内的诸多挑战概括为“三个不”,叫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他是在公开场合,即在大连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讲的。在那之后,我就注意到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家、经济学家不断的引用这“三个不”。我们国内,大家也一直在研究着“三个不”。温总理自己也反复地还说我们仍然是这个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我们看看它体现在什么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今天讲的标题中所说的“更高的起点”。更高的起点,其中一个表现是经济总量达到了一个新起点。即在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和美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归根结底是说我们改革开放最终体现在对其他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的赶超上面。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但是,媒体与一些学者说,你们总在讲总量,总量超过人家有什么意义?日本的人口只是中国的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你的GDP总量即使跟它一样,那你的人均GDP也不过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这是对的。

但是总量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实也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你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这有正面的意义是吧?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力量来争取在国际贸易环境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过去三十年,我们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我们基本是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去参与这个游戏的。我们获益,是靠我们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的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然后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挣回来我们应得的份额。但是,如果我们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达到今天这样的成果,就意味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再仅仅是按人家的规则去玩这个游戏,而是可以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你的经济体举足轻重,就像人们说的如果你打喷嚏的话,可能造成其他的贸易伙伴患感冒。因此,就像我前面说的所有贸易保护的措施,所有的贸易摩擦,甚至用各种劳工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等等制造的这种贸易障碍全都针对你。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几乎成了所有国家的对手,甚至是一种假想敌。这样,我们的外部,我们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其实是不利的。因此,更高的起点是好事,但是也有它更大的挑战蕴含在其中。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我们有更高的更强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经济是高度波动的,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开始能够降低经济波动的程度,更进一步体现在我们能够成功的应对各种来自世界上的这个经济危机的冲击。上个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成功应对,而且是全世界保增长保的最好的,保民生最成功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总体经济增长非常的稳定,并且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高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的速度大概也保持大概人类历史上少见的高速度。这些都会为我们创造出巨大的需求,也就是说人们逐渐由农民工家庭成为城市居民,可以创造出更高的消费需求。城市的建设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建设性的需求。这些是成为我们进一步经济增长的一些需求拉动因素。因此我们也有着很多有利条件。

这是我们GDP增长率中来自不同需求因素的贡献,其中包括最终消费需求,我们的居民消费,蓝色的这个部分。中间的这个红色是投资,浅黄色的是外需。在金融危机时期,外需就没有了,我们被迫的转向了内需。但是我们没有转向消费需求。大家看,更多的是靠投资拉动。我们曾经一度说金融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像熊彼特所说的,叫创造性的毁灭。但是,我们没有。事实上,我们在金融危机时期,特别是四万亿的一揽子投资方案中,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复制了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甚至一些高污染的东西,靠投资拉动、政府主导的一些增长模式又得以死灰复燃。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仍然是非常严峻的。这些数字,就更是老生常谈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数字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这是前几年的数,我们生产着全世界百分之七点几的GDP,但是我们用了接近百分之十的原油,接近百分之四十三的煤炭,百分之三十五的钢,接近一半的水泥。我们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投入,生产出比较小份额的GDP。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拥有庞大的GDP规模,但是我们所消耗的资源,损害的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用的各种材料、投入,远远大于我们的GDP份额。这些都是造成了不可持续的一些重要的表现。

2. 未富先老的症状

大家知道前两天,我们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学的是关于人口问题的。同时,我们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开始向外公布。这意味着,我们人口问题对中国经济、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是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我们可能酝酿着一个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政策决策。其实我想说的是,人口老龄化本身也不可怕。比如说,我们拿个数据也好,或者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也好,哪个地方人口最老?都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他们老年人过得也很幸福,得到充足的社会保障,得到了照料。因此说,老本身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人家那样的富裕程度,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向他们靠近。中国是一个赶超的国家。我们一方面是人均收入水平的赶超,越来越向他趋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老龄化的赶超。关键在于我们的赛跑,是收入水平赶得更快,还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赶得更快。

最近过去的这一周里,应该说是中国的人口热,因为我们开始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了解,我们可能更多地思考、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我也想借机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人口现状是什么。

第一,讲生育率。我们专用的名词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简单的定义就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你生一个,两个,还是七个八个。我们也知道,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同时也就等于一对夫妻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因此说,两个人生多少个孩子,或一对夫妻生多少个孩子,决定了你这个国家是高生育率的国家还是低生育率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想象说,两个人要生两个孩子才可能替代自身,才可能是一个均衡的人口的长期的人口结构。这还不算有损耗的啊。因此,二点一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叫替代型的总和生育率。你低于这个水平就是低生育水平,高于这个就是高生育水平,正好在这个上,长期看是一个均衡的生育水平。大家看这个图,我们先不看分别啊,就是整体的趋势是生育率的下降。这里其实有两个有趣的故事。第一有趣的是,我们总和生育率下降最快,从六个七个降到了两个三个的时间,发生在一九七零年到八零年之间,也就是说发生在我们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我们已经搞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主要是提倡晚、稀、少,主要是还没有强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那之后,它还在下降,八零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它还在下降,但是已经没有快的速度了。这点其实很重要,这个我们可以想一下,人生育率下降归根结底是什么结果,一定仅仅是政策的结果吗?从这个图,我们看不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政策起一定的作用。第二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生育率的下降在城市和农村是有差别的。它们的趋势是一样的,但是城市通常生育率水平更低一点,下降得更快一点,而农村相对滞后一点。这个表明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劳动力,城市需要的劳动力几乎全部是来自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民工。我们自身的劳动力其实早已不够使用了。这两点,实际对中国经济本身是有巨大影响的。

第二,我们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是非常低的。所有的人,脑子里是天生的,大概从我们上学到我们读报纸到学习就认为说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多的国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口太多、出在生育率太高。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最近有看到了两点动态,一个是发现如果你用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提供各种的人口数据,去推算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其实是非常低的。相应的,去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新的报告叫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把中国列入到了低生育国家,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低于一点五的国家的行列中。更具体地说,二零零六年,这都好几年过去了啊,这个大家看二点六的总和生育率是全世界平均水平,这比较高的。第二高的是二点五,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高的是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平均生育率只有一点六。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一点四的生育率甚至还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很自然,我们是应该说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当然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地区很特殊------台湾。台湾的总和生育率是一,是全世界最低的地区。这是我们现实中的生育率的现状,也就是说,从各种国内及官方的数据,到国际上公认的现状,我们都得出一个结论是,中国不再是一个高生育率,而且多年已经不是一个高生育率的国家了,而且是相当低的生育率。相应的来说,我们关心生育率是为什么。当然一个原因是,生育率高,生孩子生的就多,就要控制;生育率低,我们可以不控制,大家也不想多生。但是,我们还想看它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第三,中国人口红利无比较优势。我们有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不说你的人多人少,而是说你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的年龄结构,里边劳动年龄人口特别多、增长快、比重也高的话,就意味说你的人口负担很轻,你的劳动力供给很充足,你能够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叫人口抚养比来反映人口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把依赖型的人口,就是十五岁以下的和六十五岁以上的,把他们搁在分子上,分母搁劳动年龄人口,十六到六十四岁的。通过这个抚养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它下降,就意味着你的人口负担很轻,你有人口红利。这个图,我就是画了中国和一些国家的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情况,大家看着非常乱,看不明白,我再把它拆开,看一看。首先我们来跟日本来做一个比较,这个粉色的是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我们看,它现在还处在下降的过程中,但是,很快,就在这个十二五期间,它就降到了最低点,随后就迅速地上升了。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一点之前我们得到人口红利的话,在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再有人口红利了。我们和日本比,我们看,日本这个人口抚养比下降,降到最低点是在一九七零年,但是,它在降到最低点之后它没有马上就上升,它维持了二十多年,到九十年代前期它的人口抚养比才再次上升。也就是说它的人口红利得以延续,它可以得到人口红利的时间比较长。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它才彻底丧失人口红利。

我们再跟韩国和泰国来做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泰国、韩国跟中国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到上升,趋势基本一致,三条线大致是重合的,但是我们想一想,韩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两万美元了,我们去年才刚刚超过四千美元,而泰国人均GDP都仍然还要比我们高一些。也就是说,和跟我们人口类型变化一样的国家,是比我们富的。

我们再找一些穷的国家来比一比。我们看中国和印度、和越南进行一个比较。这里头,蓝色的是中国,这个绿色的是越南,粉色的是印度。我们看,我们在十二五时期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随后上升,但是当我们上升了,人口红利消失了以后,越南人继续保持人口红利,他们比我们要晚很多年,因为我这一个格不是一年是五年,所以两个格就是十年。大家看,越南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大概在二零二零年。

因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是说,中国的问题没有出在人口多,也没有出在人口老龄化,而是出在了未富先老。这是直接的未富先老的证明,这是2000年的数和2010年的数。人口金字塔是反映人口的年龄结构。这个纵坐标是从0岁到100岁这样排列。如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边尖下边底座很大的金字塔形状就说明是一个年轻型的人口结构。因为人口更多停在这个低端,低年龄上。如果是一个倒金字塔,最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形状,就说明你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但是你老年人越来越多。通常来说从年轻型向老龄化过渡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趋向于一个橄榄形。

我们左边蓝色的中国,红色的这边是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看一看,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状况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形状,他们年龄结构是比较年轻的,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比他们要老很多。大概就是什么状况,就是去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大概占8.3%,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有5%。我们比他们老很多。这就是我们形象地讲未富先老。难就难在这。未富先老,说我们人口结构变了。我们看到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发生了问题。我们过去脑袋里总是想这个说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劳动力会出现短缺,而且这个短缺是不可逆的,就是要短缺下去。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6岁到64岁的人,这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我们还可以缩小,16岁还没读完书,是吧!如果你要更准确地说,劳动力得从20岁以后才算。64岁的人也不怎么工作,我们男同志60岁退休,女同志55岁就退休了。因此说还能给它缩小。但是即使使用大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劳动力的新增量每年都在减少。

大家看这个蓝色的是城市的,它是增加的,主要是由于这个零以下的红色是农村的劳动人口的每年增量,它是负的,因为它都转移到城市去了。到了十二五时期,我把它框在这儿,特别到了2015年,这个农村减少的数量和城市增加的数量相等,是零。也就是说到了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就是零增长。而在那之后大家看,负值大于正值,就是负增长,绝对意义上说2015年以后我们的劳动力绝对是减少的,不是增长慢了,而是绝对地减少。至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移。因为我们人口的这个预测和其他方面的预测不太一样。你预测个股票我们知道,都是瞎搬,你预测个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能因为个地震,因为这个金融危机给你打乱,但是人口除非有极其个别、突出的事件发生,否则的话,它不会预测错的。

因此说劳动力终究会减少。作为一个结果,工资必然将会上涨。

第四,劳动力趋向零增长,工资必然上涨。我取了几种工资数字,为了表明它不是偶然的,不是结构性的,不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我选了包括制造业的工资,建筑业的工资,农民工的工资,还有农业中雇工的工资。大家看他们都是从03年以后,也就是说咱们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之后,工资都是迅速上涨的,农民工的工资在这期间每年是以10.2%的速度增长,剔除物价因素。在农业中雇工的工资它的增长速度可能更快,还要快一倍。这是一种崭新的现象。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投资经济学家,外商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在关注中国工资上涨的情况,其实我们在泉州这个地方就更容易看到这种现象它的发展趋势,即使你给这样的工资水平,你还不一定雇得到工人。

因此,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即未富先老的问题?

3. 未老先富的对策

未富先老的问题关键是解决“未富”。过去我讲这个中国人口红利要消失,讲中国的刘易斯转折要到来,人们很自然的说我知道它的出路在哪儿,那归根结底是人口老化嘛,所以出路就是改生育政策,多生孩子。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生育下降得最快的时期是70年到80年,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搞独生子女政策。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的人口变化,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都是一个必然趋势。和生育政策有关系,但没有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想让老龄化这个趋势逆转,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性。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像新加坡、韩国,我们的台湾,这个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地区,他们没搞过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倡导,提倡,鼓励,但是,从来没有强制性地要求,但是他们的生育率也都下降了,他们老龄化也都开始了。因此说我们现在想让老龄化退回来,实际上不可能。因此我们能够做的事儿是什么?是解决不了先老的问题,未来可能,长期看,我们尽可能让它缓慢一点,但是我们可以解决未富的问题。所以我画了这两张图,就为了和前边的对比,前边我是拿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发展中国家作比较,我们发现中国比人家要老得多。如果就像我说的,我们两个五年规划结束了,到十三五以后了,我们进入到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实现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话,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们这边不和发展中国家作比较了,我们和发达国家作比较。

大家看,这是2020年,这是2030年,左边蓝色的还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右边是那个时候发达国家的平均的人口年龄结构,我们看一看,中国其实比他们还要年轻不少。也就是说我们也老龄化了,但是我们并不是最严重的。因此也说他们那个时候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养老。我们人均收入提高了,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养老了,应对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用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来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尽管我也赞成应该逐步地去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但是你想用它来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应该说是缘木求鱼。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一路凯歌前进,其实是打问号的。我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结果,是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测,也就是说从左边到右边它分为四个时间段对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做的预测。第一段是78年到94年它做的估测,不叫预测,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9.9%,这和我们实际发展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段是95年到99年,他预测的,模拟的结果是9.6%,也差不多。但是接下来到这段,第三个,2010年到2015年,预计我们只能实现8.4%的增长速度。再往下,到最后的一个阶段是十三五时期,他说你的潜在增长率降到7%了。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一定的时期,你的经济增长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推动的,经济学领域把这几种因素都叫供给方面因素,拿它来合成一个潜在增长因素。

大家看,在第一个阶段这个构成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那个浅蓝色的部分,那是就业的增长,那个时候我们大量的劳动力要就业,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了第二个阶段,95年到09年这个时候的就业率的贡献率显著下降,这和我们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是相关的。到了十二五时期这部分就微不足道了。到十三五就变成负的了。这正好和我们对人口的预测是一致的。虽然就业减少,就业贡献率下降了,但是你还保持了高的经济增长率,原因是中间的这一块——投资。诞生的这一块也正是我们温总理说的不协调、不全面、不可持续,就是说你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往往也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如果你未来不能够再保持,你也不应该再保持这样的投资水平的话,那么根本不能保持原来那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最下蓝色的这块实际上是生产力的水平。归根结底在于说你生产力的提高的贡献,如果显著提高的话,还可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否则你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然下降的。其实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学会用更好的增长速度来应对更快的经济增长,替代过快的经济增长。这也是为什么十二五规划的GDP的预期性质下降了7%。如果你不能提高生产率,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往下降。如果你的生产率还要变坏的话,你的增长率就降得更低。因此可能说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进入到一个相对停滞的经济增长,就像90年以后的日本,大概1%这样的增长速度。对于中国来说不要说1%了,6%以下就意味着徘徊、停滞。因此就意味着说你可能就陷入中等收入陷进,这就成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首先叫中等收入。世界银行每年都做一个规划,什么叫高收入,什么叫中等收入,什么叫低收入,最新的一次它说人均GDP975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你这个国家是这个水平就给你列入低收入中。

     中等收入就分为两类,一类为中等偏下收入组,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在9763855美元之间,叫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另一类是中等偏上收入组,是3856美元到11900,也就是12000美元这个阶段叫中等收入偏上。在12000美元之上就是高收入国家。我们去年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总体达到了中等偏上国家的水平。这个图是我把各个水平画出来了的图表。我们看到红色的,这些省份也包括自治区内蒙,包括上海、北京、天津、 内蒙、山东、辽宁、福建等,它们都已经进入到了相当于38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所有其它的省份,这个蓝色的,也全部超过了这个中等偏下的标准,也就是说中国无论是平均水平还是分省来看全都处了中等收入这个行列,因此我们是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打个比方,中年忧郁症,你是中年人,你就具备了得中年忧郁症的这个条件。你是中等收入阶段,你就潜在地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过去我看到的文献里也表明说世界经济的历史显示说这个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它的难度丝毫也不小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变,这是半个世纪的情况。1960年,我们看,80%的这不是百分比,就是说在得到的数据当中有80个国家处在贫困国家的行列,30个国家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个国家处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半个世纪后,基本变化不大,低收入81个,中等收入24个,高收入27个,没有增加几个,也就是说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并不多。这种格局半个世纪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日本、韩国。

现在我们看看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国家的比较。我们看日本,先看这个红色的区域,日本目前人均GDP30000多美元,韩国20000美元,都成了典型的高收入国家。但是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他们比日本、韩国的发展水平要高,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处在我们说10000美元以下的这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菲律宾曾经被看作是亚洲的明日之星,但是现在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穷的很。这个图我想给大家看,是表格,我不会画动态的东西,不会做这个动态的PPT,但是我觉得它本身是很有动态的。因为3月份的时候我到纽约去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是美国人和亚洲人一块儿讨论亚洲经济。其中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的话题。有一个中国学者他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在他的英文里面叫做middle traff, traff是表明这个陷阱的。这个学者他在那儿建议说用traff来表示陷阱,该单词代表说被人下了一个套,把你们往里面引。所以他建议了用一些别的词,当时还建议了几个词,我记不住了,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含义是你自己政策没搞好,你自己掉进去,出不来了。而那个traff的意思是人家设了个圈套把你引进去,所以他不建议用traff。这个同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猜想他不是学经济学的。因为我很早以前一直在讲,在经济学领域里面陷阱的含义是指一种高度的均衡状态,高度稳定的均衡状态,就是说这种状态太稳定了,你改变不了它,你有一个外力拉动它一下,但是它的稳定状态太强,它还会回来。

这张图我就想画出这种均衡状态的概念。大家看这个蓝色的框图,这个红色的框图是反映这个国家目前他的人均GDP水平,蓝色的是反映它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大家看最典型的巴西,它在历史上一度尝试着要超越中等收入,都到达了人均10000美元的水平,但是,它最终又给拉回来了,现在看大概低于10000美元。阿根廷从这儿看,它实际上曾经远远地超越过人均10000美元的这个收入阶段,但是高度稳定的均衡又把它拉回来了,它到目前仍然是低于1000美元。它的含义就是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它进入到一种高度稳定均衡状态它难以自拔。人们说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人都会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安定,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甚至最后导致政治动荡。其实到目前为止,举出来的这些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表现和结果,但是都没有涉及为什么会造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它的原因是什么?直到人们去观察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获益到底谁获益多,谁获益少的时候,才触及到这个问题。

大家看这两张图,我们先看右边这张图。右边这个图,我们先说横坐标是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按照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就是国家的排列。纵坐标是指一定收时期内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右边这张图,是1910年到1929年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个时候的数,这是表明这个时候还没有全球化,没有世界贸易,所以各个国家都是分散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从这个时候看,说各个国家在他们的经济表现是倒U字型曲线,也就是说低收入国家表现不好,高收入国家表面也不好,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得还稍微好一些,只是没有全球化的时代。

左边的这个图,是全球化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是1970年到2000年全球化经济条件下它的表现反过来了,穷国表现好一点,它是U字型的曲线,富国表现好一点,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差一点。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说你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也可以通过资金的转移获得全球化的利益,获得贸易利益。什么人能够得到,什么国家可以得到贸易的好处?有比较优势的。谁有比较优势啊?我们有这个国际贸易专业的,他说任何国家都可以有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想一想,其实各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不错,但是有比较优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想一想,穷国在全球化经济中,比较穷的国家,就以我们自己来看,中国,我们78年的时候,人均GDP不到300美元,我们典型的穷国,但是我们有没有比较优势。当然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多强?非常强,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进入到了国际市场上,我们就用最丰富的劳动力、最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最便宜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要中国的产品一出来,所有的对手都没了。很显然,这是我们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其它国家不行,处在比中国稍微富一点的泰国也不行。这边发达国家表现好一些,以谁为代表?我们举美国。美国,日本也可以呀,欧洲也可以呀,但是美国比他们又强。比如说,美国人这个乔布斯站在他的那个讲台上,拿着一个ipad2说这是一个产品,在他讲这句话之前别人做梦就梦想着有那样一种产品,有那样一种强大的功能,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最发达国家它在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前沿上都居于最领先的地位,它生产出使你不得不买的产品。因此他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相对穷一些的国家也具有相对明显的比较优势。处在中间的国家有比较优势,但不明显,因此它在全球化中获益较少。

未富先老,我们说了中国是未富先老,先老是什么含义?先老意味着说你在丧失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吧?我们泉州的企业家可能感受非常深,你跟他谈,他一定会说我们过去用600块钱雇的劳动力死心塌地给你干,现在我涨到16000,1600,三天两头地跳槽。它就意味着说我们不再具有便宜的劳动力,这是先老的结果,因为劳动力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未富,没有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技术、教育、劳动者的素质都没处在前沿上,我们生产不出美国德国那样的产品。我们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因此旧的比较优势去了,新的比较优势还没到来,这就叫未富先老所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对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非常现实的威胁。

我讲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有人曾经说过,“在一个会上遇到一个文化界的名人,他就讲说你们经济学家一心就是GDP,说世界上的资源根本不够中国发达到美国的水平,所以他认为中国能够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就很好了”。对此,我说我也觉得很好了。问题是没有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稳定的、踏踏实实的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大家知道巴西人。巴西人很愉快,大家觉得他很愉快,桑巴、足球、沙滩排球。他们最近更愉快的一件事是他们获得了这个世界杯的主办权,但是接下来它就发现在这种环境下打世界杯很危险,因为他们那儿的贫民窟、黑社会、贩毒、犯罪太严重了,他们不敢。因此他们就要整顿,整顿社会秩序,因此警察和黑社会开战了。巴西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看上去很愉快,其实不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当教授的在巴西很愉快,看上去很好,开名车,这个挣钱,工资也高,白天很像样,但是晚上就老老实实地把车开进车库里,把自己的窗户、铁门全给封上。它不像我们中国满街停车,他一辆车也不能停,他停了,到第二天连轮子也不剩了,他一件一件全给你拆开。因此说中等收入国家是典型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社会不公正现象越来越明显,社会冲突日益加剧的国家。因此,我们不是、不能享受中等收入的生活水平,而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一种中等收入阶段上维持下去。当然我说得更刺激一点的。我们想一想,最近中东、北非的所谓的这些发动革命这些事件,其实这些国家都是典型地长期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些例子。

三、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其途径

因此说我们十二五的规划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其中的逻辑,也就一个结合到前面我讲的一些定量指标啊,我已经给大家简单地过一下。总体来说,按照十七大中央讲的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包含三个转变。第一个就是把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的经济增长转向更加依靠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这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是把过去过度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更加协调的经济增长;第三个转变就是把过去依靠生产要素、资本、劳动的投入转到更加依靠生产力的进步。

(一) 加快农民工为主的城市化

我们重点从这几个转变角度看,第一,扩大内需靠什么,其实扩大内需有很多途径。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种途径。这个图是我把中国的居民,其实我是借鉴了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些分类,中国居民分成六组,分别是:第一组叫贫困户,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低于1.25美元(这是国际的贫困标准);第二组是脱贫户,也是每天1.252美元;第三组是标准的中国农户的平均水平;第四组,农民工家庭的平均水平;第五组,城里、城市民的平均水平;第六组是富裕户。大家看扶贫、脱贫政策可以提高消费。这个纵坐标表现的是消费水平。然后,从贫困户进入到一个平均的农户水平可以增加消费;而农户,劳动者让他们出去打工变成农民工了,可以提高消费。但是,提高消费更大的是下一段,农民工变成了市民。大家看,农民工的人均年消费水平是950美元,而城市居民现在的年平均消费是2000美元,增加一倍多。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农民工现在进了城干的是跟城市里人差不多的工作,挣得工资也越来越接近于城里人。在我这,我看到的是农民工的人均收入如果是九点几的话,那个城市居民只有11,也就是差别没大。但是,由于农民工没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险这样解除他后顾之忧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话,他就不敢消费,他的消费模式就没有改变。因此,他的消费比城市居民要低一半以上。因此说,扩大内需有各种途径,其中一条就是加快城市化,而且是以农民工的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这个我想是应该在十五、十二五时期这个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内容。

大家看这张图,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的城市化率,是用常住人口来表达的。原来说去年是47.5%,结果刚刚第六次人口普查把这个给颠覆了,都接近50%了。但是,这个城镇化率是把农民工都算进去了,如果你仅仅看非农业户口占人口的比重。就是下边这条线,他们两者之间要差十几个百分点,因此说我们现在农民工被城市化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到城市的那些社会福利。因此,你不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贡献就没有显现出来。

(二) 产业链在中国境内实现转移

前面我们说的印度、越南的人口红利还会维持,因此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很多人说我们以后就应该到印度、越南去投资。这个依据是他们讲到的叫“雁阵模型”,即像大雁一样飞翔,过去是日本,日本劳动力贵了,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又转到东盟国家,再以后又转到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按照这个思维模式觉得说中国不行了,就该到越南、到印度、到孟加拉了。但是其实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的差异比任何国家之间的差异都不小,因此说中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就是三十多个国家。中国的产业转移,应该发生在国内,而不是向其他国家。

从我们这个图,也可以看到我们地区之间的农民工的工资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仍然存在。我们也知道目前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差异不算太大,但是,同样的工资水平在中西部更有吸引力的。我把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按地区做了一个排列,大家可以想象劳动的争议主要争在工资上。排列以后,大家看,第一位争议率、发生率最高的就是广东,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他的劳动争议案件最多,频率也最高。这意味着说现在的工资水平在这些地区是保证不了的,他们还要继续涨,而且涨的会比较快。相对来说,广大中西部地区,可能未来的工资水平是比较稳定的,这意味着说,在中国具备了条件,可以在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发生产业这种转移。

(三)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此外说服务业的潜力在哪?服务业的潜力其实是制造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我们生活中是否缺少生活性服务业。其实我们不缺,或者缺少不多。实际上,中国最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原因是我们的制造业是在“微笑曲线”的最底端,我们不需要研发,不需要创意,也不需要营销。我们是做来料加工,外国人拿了一个图纸说你就给我裁这样一个衣服,裁完以后给我,我给你去卖。我们就赚一点很低的增值率。当然这也是好的。还有仿造的,就是说我都不用别人给图纸,我去买一件衣服,把这拆开来一看,我就可以做了。当我们这种低端的制造业逐渐升级到有更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产业的时候,我们就对研发、对创意、对营销、对应酬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并相应地分化出了新的服务业的液态。因此说,加快这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改造我们,提升我们的传统制造业,其实也是服务业新的生长点,再一个是提升劳动者的素质。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些现象。中国的专利数在世界上跃居很前的位置,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开始超过美国。去年国际上还发了一个报告,叫世界竞争力报告,把中国排在全球竞争力的第二十七位。有的人就觉得说中国不仅是经济赶超了,中国的科技教育也在赶超了,我觉得这都有误导的嫌疑。当听说我们的竞争力排二十七位时,我就去看这个报告。突然发现这个所谓的竞争力是各种指标的综合。而这些指标里有很多是对我们有利的,比如说市场规模,我们的总人口多,我们市场规模大,宏观经济稳定,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你要讲到技术水平、金融市场的成熟度、高等教育和培训水平等等,我们的排位就分别变成了78位、57位、60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进入到那个行列中。我们还没有到高科技的俱乐部里面去。从这个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数和百万人中的专利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不仅和高收入国家比简直微不足道,我们和世界平均水平(是这边这张图)比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真正认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就是抓住“未富先老”。“未富”不仅仅表现在我的人均GDP只有四千美元,还表现在你的科学、技术、教育水平,资本密集程度等等都没有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你“先老”也不仅仅是老龄化,而是体现在你的劳动力开始出现了短缺现象。此外,我还有两个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两个指标,但由于时间因素,我不想讲了,我只想提出来。能够非常恰当地衡量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底有多么成功的两个指标,第一个叫做全要素生产率,英文叫“TFP”,它是表明你除投入品之外,你投入了劳动,投入了资本,它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是在这些投入品之外,还有因为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改善等等,它还能够给你带来一个额外的经济增长贡献,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正好体现中央要求的那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个考核指标是GDP,我们彻底放弃GDP也不现实。把GDP和社会发展指标,比如说,教育、健康等等因素结合起来。这个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所倡导的叫人类发展指数,就是HDI,这个反映了你的整个发展是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协调的,也反映了你一个经济发展的目地。同时反映你发展的、未来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两个,我觉得在相关的文献里都有很多讨论,这次我们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是诺贝尔获奖者斯蒂格斯和另一个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家叫polemic是所谓的“新增长理论”之父,他们分别建议了这两个指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可以接触的一些数量概念。这样,我想跨过这些,因为时间有限,我也希望,如果时间够的话,张校长允许我回答一些同志提问,谢谢大家!

(编者注:本文根据录音稿整理而成,有所删减,未经演讲者审阅。)